作者：潘洵，高佳

摘要：无差别轰炸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战争暴行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对中国除吉林、新疆、西藏等地之外的几乎所有行政区域实施了无差别轰炸。重庆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在中国制造的非人道暴行之一，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无差别轰炸的新纪录。在战时，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曾是一个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事件。而在战后，由于东京审判的误导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重庆大轰炸记忆曾几乎湮灭不闻。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日关系的紧张，重庆大轰炸的“战争记忆”才得以重新唤醒并重构。差异化的历史记录和历史记忆背后是不同的历史认识。历史的错误或可原谅，但历史的真相不应被遗忘，更不能被掩盖，只有当重庆大轰炸这样的非人道暴行记忆上升为人类的共同记忆，战争悲剧才不会重演。

关键词：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庆大轰炸；轰炸记忆；演变与建构；历史认同；

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的罪恶，而轰炸、尤其是无差别轰炸更是对人类宝贵生命的漠视，对人道主义和人类共同认可的国际法规的践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与轴心国之间彼此都进行了一系列的轰炸，既有日本、德国等国为扩大侵略战争对中、英等国的轰炸，也有英国、美国等国为制止侵略战争对德、日等国的轰炸。这些轰炸给被轰炸国尤其是无辜平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持久的伤痛。然而，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中，由于没有区分轰炸的正义与非正义性质，实际上采取了“彼此同犯不究”的原则，对轰炸暴行并未予以起诉和追究，深刻地影响了不同国家对轰炸性质的不同认识，从而导致不同各方对轰炸记忆的不同建构。

日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施城市无差别轰炸的始作俑者。侵华日军对中国的无差别轰炸，开始于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对锦州的轰炸。１９３２年，日军又对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实施了无差别轰炸。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发动大规模地面军事进攻的同时，即开始对中国城乡滥施轰炸。据不完全统计，仅１９３７年７月到１９３８年５月，日军的轰炸即遍及中国１６个省的２７５个城市及交通线路，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损失惨重。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无差别轰炸的重点即转向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区。据最新研究表明，在中日战争时期（１９３１－１９４５年），当时的中国行政区中，除吉林、新疆、西藏外，其他所有的省份均遭受过日军的无差别轰炸，被炸城镇超过１０００个。

重庆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在中国制造的与南京大屠杀、７３１部队细菌战同样血腥的非人道暴行之一，其轰炸时间之长、次数之多、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惨重，不仅居于中国各大城市的首位，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城市中也名列前茅，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无差别轰炸的新纪录。在战时，由于重庆战时首都的地位，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曾是一个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事件，在当时的国内外影响甚至超过了南京大屠杀、７３１部队细菌战等其他侵华暴行。而在战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重庆大轰炸的“记忆”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本文拟从记忆史学的视角，探讨和分析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庆大轰炸”的“轰炸记忆”的演变与发展，以期深化对“战争记忆”建构的认识。

过去不再，过去留下的痕迹却无处不在。历史记忆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永远处于“记忆”与“遗忘”的互动、“彰显”与“遮蔽”的交替之中，特别是对于“重庆大轰炸”这样的创伤记忆，其演变与建构的过程，不仅与国家民族立场相关，更与时代社会变迁紧密相连。

（一）建构“轰炸记忆”需要立足于时代的要求和人类的共同利益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本质是立足现在对过去的一种重构。记忆与历史虽然紧密相关，但历史记忆与历史事实本身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相对于历史的客观性而言，历史记忆虽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但它更多的是被建构出来的。因此，历史事实与历史记忆往往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取向，历史立足于客观的“过去”，而历史记忆则根据目前的理念、利益和需要，倾向于对“过去”进行选择性的和有目的性的书写和构建，因此又带有很强的主观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超过７０年了。７０余年的风风雨雨，带走了许多东西，但也有许多东西是不可能随岁月而消失的。７０年后，那场战争对于每个民族和每一个人而言，都各有其忘记的部分和铭记的部分。

对一些日本人来说，他们忘记了对上海、广州、重庆等城市的无差别轰炸，记住了东京、大阪等的轰炸和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诚然，这些人类悲剧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其中的因果关系。

在日本，几乎人人知道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和东京大轰炸，并以受害者的名义举办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然而却极少有人了解重庆大轰炸，更不了解日本对重庆的轰炸是为了扩大侵略战争。

而盟军对东京、广岛、长崎的轰炸则是制止侵略战争的手段。更为甚者，在日本，一些人只强调自己是受害者，却故意掩盖、抹煞自己加害其他国家人民的罪行；一些人只一味渲染广岛、长崎的原子惨祸，却闭口不谈造成这种惨祸的原因。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为当年侵略战争翻案的活动愈演愈烈。

他们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一再掩饰甚至美化侵略罪行。从表面上看，这也是一种立足民族国家利益的记忆建构，但却是与人类共同利益相冲突的记忆建构，只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记忆，严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这样，不仅不能正确总结历史教训，同时还将误导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一代。而在欧洲，在战争中被盟军夷为平地的德累斯顿，其博物馆展览把大轰炸融入欧洲战争以及战争的起因，与斯大林格勒、华沙、鹿特丹、考文垂等被纳粹空军炸毁的城市联系起来，在德累斯顿烧得漆黑的铺路石后，是１９４０年遭到纳粹德国空军狂轰滥炸的鹿特丹的铺路石，再往后，是纳粹德国空军轰炸的第一座城市波兰维隆的铺路石。告诉人们“来自德国、走向世界的战争恐怖现在回到了我们的城市”。这才是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人类记忆。

应当指出的是，在对二战轰炸历史的反思和记忆构建中，对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被视作了与“犹太大屠杀”的同类事件，得到记载与凸显，然而却对有关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前因后果缺乏深刻的反思，以致于日本和西方各国不少民众根本不知道日本侵华战争，或对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知之甚少，进而把日本视为战争的受害者。

历史的伤痕还在，历史的教训还在，重构重庆大轰炸记忆，铭记重庆大轰炸历史，必须立足于时代和人类的需要，不是为了延续旧时的仇恨，而是为了尊重历史，以史为鉴，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珍视和平，警示未来。

（二）正确认识历史，构建有价值和意义的轰炸记忆

差异化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记忆背后是不同的历史认识，对于历史记忆的重构具有各自不同的导向性，也造成了各方特别是中日双方在轰炸记忆问题上存在的巨大差异。

由于战时日本一再宣称其轰炸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的军事行为，由于战后东京审判中没有追究重庆大轰炸的犯罪行为，这在相当程度上误导或模糊了人们对重庆大轰炸性质及罪行的认识。

事实上，无论是当时的国际组织还是西方主流国家，无论是当时反法西斯国家的国家元首还是一般平民百姓，对日军在中国在重庆实施的无差别轰炸的非人道暴行均有明确而深刻的认识，日军无差别轰炸的暴行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国际正义力量的谴责和声讨。从某种意义上讲，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战争行为，而只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行动。首先，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中国没有与日本正式宣战。其次，日本对重庆的轰炸，不是以军事占领为目的，而是以制造威胁恐怖达成扩大侵略为目标。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和盟军对日本东京、大阪、广岛、长崎等的轰炸，虽然都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轰炸。日本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实施的残暴的无差别轰炸是为了扩大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暴行，而盟军对东京、大阪、广岛、长崎的轰炸则是制止侵略战争的手段，是正义的战争行为，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是侵略者的自食其果，是日本侵略者种下的仇恨，给无辜的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侵华日军对重庆无差别轰炸的犯罪历史，其事实是无法改变的，东京审判没有追究，不等于侵华日军在重庆犯下的残暴罪行就能悄然抹去。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重构有价值和意义的记忆。

（三）加强轰炸历史的教育，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加强历史教育与传承，是重构“轰炸记忆”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然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也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在重庆大轰炸记忆建构中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在日本，没有一本历史教科书有“重庆大轰炸”的内容，各地的有关二战时期的博物馆中，几乎没有日本对外侵略的史实，也几乎没有重庆大轰炸的内容。在中国，除了重庆学者主编的中学教材《中国历史》和重庆地方历史教材《重庆历史》外，全国的教科书也几乎没有涉及重庆大轰炸的历史。笔者曾经连续６年在所在大学一年级新生中进行过抽样调查，知道重庆大轰炸的学生不到被调查人数的８％（主要是重庆籍的学生）。重庆大轰炸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没有受到应有的保护和利用，曾经为国际国内高度关注的重庆大轰炸的发生地，至今没有一座关于重庆大轰炸的纪念碑，也没有重庆大轰炸的纪念馆或陈列馆，唯一一处单独的重庆大轰炸纪念设施，只是在１９４１年隧道窒息惨案发生地封闭的洞口和外墙上刻有反映大轰炸的纪念浮雕，以及在狭小的展室里陈列的一些放大的照片，占地面积还不足２０平方米。在德国议会大厦前广场上，有一个用二战时盟军飞机轰炸德国后遗留下的炸弹残片做成的雕塑，在每一片炸弹残片上都刻有曾遭轰炸的德国城市名称和被炸的时间，用这种方式告诫人们战争给人类造成的灾难。而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城市遭受了日军的无差别轰炸，我们都还不是完全清楚。在无数遭受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的地区，绝大多数城市没有保存下任何轰炸的遗址遗迹来唤起人们的记忆。

轰炸曾经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轰炸也还在继续给人类社会制造痛苦，从某种意义上讲，轰炸的灾难和痛苦是记载人类自我毁灭能力的纪念碑。历史的错误或可原谅，历史的真相却不能遗忘。重庆大轰炸是属于中国人民的痛苦记忆，也应该是属于世界人民的共同记忆。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西斯制造的非人道的暴行，人类必须永远铭记并予以谴责。只有当重庆大轰炸这样的非人道暴行的集体记忆变成民族记忆，上升为国家记忆，直至人类记忆，这样的悲剧才不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