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岩精神冶和中共南方局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党的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大课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学术性和时代性。改革开放以来，红岩精神在资料汇编、学术研究、宣传教育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红岩精神的科学命题日渐清晰，科学内涵更为丰富，历史地位更为独特。红岩精神和中国其他革命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关键词：红岩精神；科学命题；科学内涵；历史地位
1 关于综述红岩精神研究成果的理论逻辑和历史起点
“红岩精神冶和中共南方局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党的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大课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学术性和时代性。后者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做出的实践贡献，而前者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担当这一历史使命时所作出的理论贡献,二者天然相连，密不可分。 因此，在学术领域里常常是并题研究探讨，成果互见共生。在重庆理论、社科、历史研究领域里，两者更是首当其冲的重大课题。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在中共党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中，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的工作、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党在国统区所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并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和充分的反映，这集中表现在南方局党史和“红岩精神冶 的研究甚少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一研究得到了长足的进展，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也在新形势下面临着开拓和深化新领域的艰巨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1]20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冶的使命。[2]。红岩精神是在真实历史基础上孕育的伟大精神，不是凭空捏造的虚幻概念，更不是通过文艺创作可以产生的作品。 哲人曰，“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3]257。 因此，包括中共党史在内的历史学，也是我们研究红岩精神的基础。 离开了这个 基础去谈红岩精神的科学命题、深刻内涵、历史意义、时代价值、成果应用与转化等，就有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这就是本文综述改革开放以来红岩精神研究成果的理论逻辑和历史起点。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以“红岩精神冶为关键词的著作和论文不少，但其中学术性研究成果并不多，绝大多数是宣传性、普及性、应用性读物，以及文艺评论、影视作品等。在学术研究领域内，尽管已经有学者做过一些综述性研究，但囿于只对学术论文进行综述，对大量学术著作中关于“红岩精神”的研究基本没有涉猎，研究的时限也相对较短，因此难称全面系统。有鉴于此，本文着眼于红岩精神的基础性研究，以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为对象，在历史学视域下对40年来红岩精神研究的历程和红岩精神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性研究。故宣传性、普及性、应用性读物，以及文艺评论、影视作品等，均不在本文综述范围之内。
2 改革开放以来红岩精神研究的基本历程
2.1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红岩精神研究起步
对于红岩精神的研究,是与中共南方局历史研究共同起步的。20世纪80年代初，在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心下，成立了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宋平、胡绳、孔 原、童小鹏等南方局老同志带领原南方局所辖省区市的党史部门，开始了大规模的史料征集工作，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的研究提上了日程。
1985年10月，邓颖超同志重返红岩村，题写了“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标志着“红岩精神”科学命题的提出，发出了研究和弘扬红岩精神的号召。1986 年，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推出第一批成果《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六卷)，胡耀邦同志题写书名。这套丛书列入《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于1986年由重庆出版社公开出版，从而为后来的南方局历史、红岩精神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史实基础。
2.2 重庆市掀起了红岩精神研究的第一次热潮
随着南方局历史资料的发掘，其历史价值日益为人所知，特别是红岩精神的价值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这一背景下，学习弘扬研究宣传红岩精神的任务被提出。1996年，王进撰写的《完整、准确 地弘扬“红岩精神”》[4]提出了“红岩精神”的基本内容，这是对“红岩精神冶的首次理论概括。以此为基础，重庆市委开展了“弘扬红岩精神,培育当代重庆人“活动。1996年至1998年，理论界撰写了一 批论文，据“中国知网”数据显示，1996年31篇、1997年37篇、1998年13篇，着重于描述阐释红岩精神的意蕴，掀起了红岩精神研究的第一次热潮。1996年，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和重庆出版社出版了《红岩精神丛书》:《红岩千秋》《血泪的嘱托》《红岩精神三字歌》《当代重庆人》。
2.3 在党中央指引下，红岩精神和南方局历史研究提升到全党和全国的高度
进入新世纪后，党中央更把南方局党史工作摆到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执政基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位置。
2001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80 周年之际，重庆市委举行了第一次“红岩精神研讨会”，推出了一 批理论成果，特别是提出了“红岩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5]的新观点。2002年5月和10月，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先后在重庆就弘扬红岩精神和加强南方局历史研究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央党史研究室和重庆市委立即行动，认真贯彻，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加强中共南方局历 史研究问题的意见》。报告提出，为贯彻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推动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的研究与宣传工作，建议成立南方局历史研究专门机构。中央党史研究室同意重庆市委办公厅的意见，并请中央档案馆给予支持。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中央办公厅会同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和重庆市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进行了研究协商，批复同意了这个意见。在宋平等老同志的指导下，2004年6月，在纪念南方局成立65周年之际,“中共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编写工作小组”在重庆成立。 该小组由中央党史研究室、重庆市委领导同志担任组长，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以及相关省区市党史部门为成员，办公室设在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在工作小组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 研究并通过了“四个一”工作规划：撰写一套《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 (含《红岩精神研 究》)，编辑出版一套《中共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拍摄一部电视文献片《千秋红岩》，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指导下办好一个刊物《红岩春秋》。
工作小组的成立及相关任务的确定,为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统一协调指导下,依托原南方局所 辖省区市党史工作部门,广泛深入地开展南方局历史研究,明确了工作目标,提供了机制保证,标志 着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研究工作进入了在党中央领导下、有关省市区党委共同推动的新阶段。
同时,党史研究和宣传思想战线发挥自身优势,紧紧围绕红岩精神研究宣传开展工作,努力实现 研究成果向宣传成果的转化,一批以宣传和歌颂南方局历史功绩、红岩精神的文艺和影视作品也相 继出现。
2.4 21 世纪以来红岩精神与南方局研究进入新境界
21 世纪以来,秉承“务实、认真、和谐、高效冶的原则,在 2009 年南方局成立 70 周年之际,相关研 究取得了以包括《红岩精神研究》在内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为重点的一系列重要的研 究成果:
2.4.1 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红岩精神研讨会冶,将红岩精神的研究和宣传走向全国,引向深入
2004 年 6 月,在纪念中共南方局成立 65 周年之际,“红岩精神研讨会冶在重庆举行,这是第一次 全国性的以研究红岩精神为主题的学术性会议。 会议对红岩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 内涵、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以及红岩精神与党史上其他主要革命精神的历史渊源、相互关系等重要 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这次研讨会,既是对 20 多年来红岩精神研究成果的一次检阅,又是进一步 推动红岩精神研究的新开端。 会议表明,红岩精神的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大大地向前推进了,无论 从广度和深度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红岩精神研究也正在从重庆走向全国[6] 。
2.4.2 出版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奠定了红岩精神和南方局研究的史实和学理 基础
该丛书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牵头,集结了全国研究红岩精神和南方局历史最好的专业团队并分别 进行研究,于2009 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套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史》(重庆市委党史研究 室负责)为主干,包括《红岩精神研究》(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负责)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 工作》(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负责)、《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党建工作》 (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负责)、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负责)、《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军事工作》(广东省 委党史研究室负责)、《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群众工作》(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负责)等为支干的中共南 方局历史研究的基本成果,是迄今为止对南方局历史及其功绩、经验最全面最系统的总结和反映,是 30 年来南方局历史研究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2.4.3 立项并出版了“红岩精神研究冶等国家社科规划项目
2004 年,中共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编写工作小组成立伊始,便将“红岩精神研究冶列为重点课题 之一。 2005 年 3 月,经国家社科规划办批准,“红岩精神研究冶被立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这是继“井冈山精神研究冶之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进入国家社科规划的第二个项目。 “红岩精神 研究冶作为“中共党史冶及“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冶的一个研究项目,被党和国家部门确定为“双课 题冶,足以证明党和国家对“红岩精神冶开展学理性研究的重视与支持。 此后还立项研究了“南方局 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贡献冶“中共中央南方局史稿冶等。
《红岩精神研究》于 2009 年出版,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以历史学为基础从学理上研究红岩精神的 著作,也是在这一领域里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获中央党史研究室颁发的党的十七大以来全国党史部 门优秀成果特等奖。
2.4.4 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2004—2005 年是红岩精神研究的又一个高峰。 据中国知网查询结果显示,2004 年为 38 篇、 2005 年为 41 篇。 这一时期的研究表现出遵循中央精神,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学规范,努 力摒弃主观随意性,从具体领域入手来研究红岩精神的趋势。 其成果主要有胡康民的《此红岩非彼掖红岩业———澄清一个常识性误解》 [7] ,郑洪泉、王明湘的《红岩与红岩精神探源———兼论对弘扬红 岩精神的几个认识问题》 [8] ,周勇的《红岩精神的历史地位》 [9] ,邓群的《红岩精神的历史地位和现实 意义》 [10] ,胡大牛的《周恩来与红岩精神》 [11] ,秦文志的《论红岩精神的历史成因》 [12]等。
2009 年起,红岩精神研究成果再上高峰。 查询中国知网发现,2009 年 38 篇、2010 年 36 篇、2011 年 38 篇、2012 年达于峰值 44 篇。 这一时期在前一阶段基础上,呈现出综合性、整体性研究的态势。 主要有:周勇的《论“红岩精神冶》 [13] 、《红岩精神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14] 、《红岩精神与中国革命精 神》 [15] ,庞虎的《中共南方局文化史研究述评》 [16] ,吕丹的《红岩精神研究综述》[17] 。
2013 年以来,红岩精神研究继续保持着科学研究的态势,一批年轻学者加入其行列,重要成果不 断涌现。 主要有:胡大牛《毛泽东与红岩精神———从党的建设和群众路线角度所作考察》 [18] ,周勇的 《把对红岩精神的宣传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兼论“红岩精神冶的本源》 [19] 、《周恩来与红岩 精神》 [20] 、《周恩来是红岩精神的灵魂》 [21] ,杜俊华、刘洪彪《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的共性与特点探 析》 [22] ,扶小兰《简论井冈山精神与红岩精神的内在关系》 [23] ,杜俊华、吴侃《论红岩精神与井冈山 精神》 [24] ,杜俊华、周勇《文化传播学视野中的红岩精神和长征精神》 [25] ,唐棣宣、吴光会《20 多年 来红岩精神研究综述》 [26] ,丁颖的《 “红岩精神冶的提法始于何时》 [27]90 ,石大姚的《邓颖超与红岩 精神》 [28]等。
2.4.5 在运用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研究成果转化方面取得新进展
这一期间的成果主要有:编辑出版了《千秋红岩———中共南方局历史图集》《中共中央南方局大 事记》以及重庆市干部教育培训教材《红岩精神读本》,均于 2004 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推出了《千 秋红岩———中共南方局历史陈列》《红岩村启示录》等;拍摄了 8 集电视文献纪录片《千秋红岩》;成 功开发出《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资料数据库》(第一期),这是努力探索用数字技术开发南方局史料、 研究红岩精神的尝试;推出了新版《红岩春秋》杂志。
2.4.6 校市合作成立以红岩精神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
2013 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和教育部共同设立了一批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 研究中心。 这是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丰富的革命历史资源,促进革命文化传承创新,推进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大举措。 在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和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支持下,重庆成立了 “西南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冶。 该中心以“红岩精神、抗战大后方红色文化 资源冶为研究重点,先后承办了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基地主任联席扩 大会议,召开了“红岩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冶研讨会,承担了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内 的各类研究项目 60 余项,在全国“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冶体系中发挥 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3 红岩精神学术研究取得的主要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下,“红岩精神冶在理论界、学术界与宣传 界中涌现出一批质量较高、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红岩精神冶的科学命题日渐明晰,科学内涵更为丰 富,历史地位更为突出。
3.1 “红岩精神冶的科学命题日渐明晰
40 年来,伴随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的深入研究,“红岩精神冶的真实面貌逐渐被揭开。 它虽源于 《红岩》小说的轰动效应,但《红岩》小说描述的歌乐山忠魂是“红岩精神冶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并非真 正的“红岩精神冶培育者。 2002 年以来,党中央领导人明确指出“红岩精神冶的科学概念和政治地位, 更是把基于南方局历史形成的“红岩精神冶推向宣传与研究的高速发展时期。
3.1.1 “红岩精神冶概念的提出
丁颖认为“红岩精神冶概念最早见于 1962 年 6 月 14 日《中国青年报》为宣传小说《红岩》而开设 的读书心得专栏“红岩精神赞冶。 进而有南方局老同志、原《新华日报》总编辑熊复同志于 1980 年 6 月 11 日考察红岩村时写下的以“红岩精神冶开头的四首诗[27] 。 前者源于小说《红岩》的轰动效应, 而后者则是历史当事人对这一精神风范的概括性表述。 两者的共同点是都属于在文学创作中使用 的形象概念,都没有对“红岩精神冶进行理论的概括或阐释。 因此这两者只有词源说上的意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红岩精神的再度兴起,对“红岩精神冶的命题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理解: 一种认为,以抗战时期驻扎在红岩村,周恩来、董必武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老一辈革命家所倡导 的精神风范为主题。 原南方局老同志和党史工作部门基本持这一观点[29] 。 胡康民认为,“红岩是地 名,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驻地红岩村,这是当时中 国共产党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指挥中心冶。 “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环境下,在长期的艰苦工作和斗 争中,在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带领和培育下,锤炼出一种革命精神,为世人所认同,因 以驻地为标志,名为红岩精神。 这就是红岩精神的来源和本意。冶 [7] 一种认为,以小说《红岩》 原 型———牺牲在歌乐山、渣滓洞、白公馆的川东地下党群体为主题。 一些宣传文化单位持这一观点。 厉华认为,“川东地下党、中共中央南方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红岩精神的主要内容载体,在抗日战 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人物和事件集中表现出的意识形态以及思想品行、实践作为,形成了红岩 精神冶 [30] 。
这一争论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 借助小说《红岩》的轰动效应,后者在相当一个时 期内对社会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因此关于红岩精神科学命题的争论也持续不断[31] 。 对此,郑洪 泉、王明湘指出,“红岩成为南方局的象征冶,“红岩的象征意义是历史形成的,不应任意改变冶 [8] 。 “原南方局老同志曾指出:‘对红岩精神的宣传绝不是件小事,这事关南方局的形象,事关周恩来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爷绝不能把曾经关押过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国民党监狱与集中营及 相关旧址冠以‘红岩爷之名。 这是因为‘红岩是当时的革命灯塔,是光明与希望,而任何一处国民党 监禁与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监狱与集中营,包括重庆白公馆、渣滓洞都代表着黑暗与残酷。 一红一白,两者本质完全不一样。
3.1.2 党中央对红岩精神的政治性论述
2002 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视察重庆时对红岩精神发表重要讲话。 同年,中央办公 厅对中央党史研究室和重庆市委关于南方局的请示做出批复。 为这场争论做出了政治性的结论。 关于红岩精神的科学命题终于明晰:
红岩精神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 人和革命志士,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初期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中锤炼形成的革命精神。 这种精神 冠名“红岩冶是因为南方局的驻地叫“红岩村冶。
1991 年 4 月 16 日,江泽民同志第一次视察重庆,题词红岩革命纪念馆:“发扬红岩精神,沿着老 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道路前进。冶2002 年 5 月,江泽民同志第四次视察重庆,围绕红岩精神发表了重要 讲话,指出:“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培育和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 气。 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 富。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社会要大力弘扬红岩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在新世纪继续推进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冶 [32]401这是党中央对 “红岩精神冶的第一次阐述。 2002 年10 月,胡锦涛同志在重庆考察工作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他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继承 和发扬伟大的‘红岩精神爷冶 [33] 。 这是在新形势下党中央对继承和发扬“红岩精神冶 的伟大号召。
3.1.3 红岩精神与《红岩》小说的关系
关于红岩精神命题内涵的争论,源于重庆有两个“红岩冶:一个是“红岩村冶,一个是小说《红岩》。 因此,厘清历史渊源、理论根源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2004 年胡康民率先发表了《此红岩非彼掖红岩业》 [7] ,附标题为“澄清一个常识性误解冶。 他明确 指出:“有的单位,有的媒体,甚至有的学术著作人,未能把握红岩精神的内涵,对红岩精神作了不准 确的理解和阐述,把红岩精神与解放前夕牺牲在重庆国民党军统特务集中营的烈士群体精神混为一 谈,误导了公众,产生了既广又深的误解。 有关领导,有关人士和有关部门都曾正面阐述红岩精神的 内涵或提出意见,却屡纠不正,至今未能解决。 因此必须正本清源,端正概念,消除这个常识性误 解。冶这种误解实际上“是以烈士精神代替红岩精神,以小说《红岩》代替南方局红岩冶。 他进而指出: “对这两段光辉历史和其他革命历史资源,应该按照它们各自的本来面貌和精神实质,进一步作好学 习、 研究和宣传。 不宜生搬硬套,什么‘品牌爷吃香就一窝蜂都贴同样的标签,造成概念混乱。 我们 应该留给世人和后人以正确的信息。冶这篇论文的观点旗帜鲜明,语言也犀利生动,但遗憾的是没有 具体厘清二者的界限和关系。
2016 年,周勇发表的《周恩来与红岩精神》指出:“这些年来,有一种现象,就是有意无意地混淆 红岩精神与《红岩》小说的界限,以至于把红岩精神说成是渣滓洞、白公馆牺牲的烈士精神。 这种情 况看似帮忙,其实未必。 这可能也是红岩精神难以毋庸置疑地置身中国革命精神行列的原因之 一。冶 [20]他正面论述了“科学地界定红岩精神与《红岩》小说的界限与关系冶问题:第一,从形态上,两 者不同,一史一文。 第二,从时间上,两者不同,一先一后。 第三,从主体上,两者不同,一上一下。 第 四,从内容上,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第五,从两者关系上,前者为源,后者为流。 第六,借鉴历史 经验,把握两者界限。 简言之,两者的界限与关系可以表述为:周恩来、南方局、红岩村是红岩精神的 源头;《红岩》小说中的烈士事迹和精神,是红岩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前者以“红岩精神冶命名,后者 宜用“歌乐忠魂冶命名。 这是研究红岩精神与《红岩》小说关系的最新尝试。
3.2 红岩精神的科学内涵
对红岩精神内涵的探究,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红岩精神研究的始终。 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 20 世纪末,以王进为代表。 他认为,“红岩精神冶的基本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即救亡图存的爱国 精神、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和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 这四个方面的精神是一 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4] 。 21 世纪初,以李畅培为代表。 他认 为,红岩精神是民族精神,即以爱国主义为旗帜,彰显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责任感;红岩精 神是时代精神,即贯穿民主思想、民主作风和民主精神;红岩精神是共产主义精神,即体现无产阶级 的阶级性和共产党人的党性[35] 。 2002 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了“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冶的著 名论断[32]401 。 在此之后的一个时期,对红岩精神内涵的研究大致围绕着这四句话来展开。 同时,也 鼓舞着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红岩精神的内涵和外延冶淤,着力剖析红岩精神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提出“本质与特色冶的科学内涵说,标志着研究的深化。 其代表性观点是周勇提出的,“红 岩精神包括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四个方面,其实质是共产主 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精神风范中最基本、最本质的东西冶。 “红岩精神 又独具个性:(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 命;(二)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三)‘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爷的政治品格;(四)以诚相 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五)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
3.3 红岩精神的历史地位
从提出研究红岩精神时起,对红岩精神历史地位的研究就始终是回避不了的问题,研究的论文 也不少。 但众多研究者囿于《红岩》小说的限制,而不能与井冈山、长征、延安精神一样,在同一历史 尺度、学术规范的框架下进行研究。 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红岩精神一直是重庆层面的一种具有文 学意义的精神遗产,而没有进入党和国家具有政治意义的中国革命精神的行列。
21 世纪以来,学术界开始将红岩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进行比较 研究,从而产生了一批较有说服力的成果。
最早进行这种研究的是重庆学者周勇,2001 年就提出“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 贵财富和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冶,“红岩精神是延安精神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继承和发扬冶,“红岩精 神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冶 [5] 。 2004 年,进而提出“红岩精神在科学内涵上, 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既有其普遍的共性,又有其独特的个性,是并肩而立的中国 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红岩精神在历史地位上,也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 一样,既有同一性,又有继承性,也是并肩而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冶 [9] 。 这种 比较研究还产生过一些成果。
孙英从中国共产党精神财富的视角提出,“南方局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十分独特的地位,它在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冶,“为我们党创造 了多方面的丰富经验,留下了以‘红岩精神爷为代表的宝贵精神财富,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冶 [36] 。
红岩精神历史地位研究的另一视角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历史环境。 邓群在《红岩精神的历史 地位》中提出,红岩精神激励了一大批共产党人,发扬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优良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民 族勇气,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开展救亡图存活动;加强了国统区党员干部的团结,调动了他们的革命 积极性和创造性;团结了国统区民主爱国人士,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中共中央南 方局战胜各种艰难困苦,圆满地完成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10] 。 2007 年,人民出版社《弘扬革命精神 系列丛书》(黄宏主编)将《红岩精神》淤纳入其中出版。 这套丛书是按照中宣部的要求,对中国革命 精神进行系统梳理后,选择一部分重要革命精神为对象,在扎实的科学研究基础上写成的通俗性理 论读物。 《红岩精神》 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红岩精神研究冶 的成果为基础,彰显理论研究新特 色———既完整准确地体现中央精神,又具有坚实的学理基础;既体现重庆地域特色,更有全党与全民 族的高度;用通俗化思维和表达方式,阐述深刻理论内涵,深化了对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历史价值 的认识。 这部著作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红岩精神研究冶的阶段性成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红岩精 神冶开始进入“中国革命精神冶的行业。
2009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红岩精神研究》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将这一研究提升到一 个新水平。 该书运用比较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理论和方法,着重从阐述红岩精神与民族精神的文 化传承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传统,特别是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在理论体系上 的同源联系,在道德体系上的共同价值,在理想信念上的承接关系,在实践意义上的共同归属等视角展开研究。 既有宏大视野,也有细微观察,用翔实可信的史实,通过比较分析,论证它们在同一性、继 承性基础上的特殊性。 这种长时段、整体性的科学研究,产生了新视野和新结论,如“红岩精神是中 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张扬和伟大升华冶,“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体现冶,“是中国共产党精神 宝库中独具风采的璀璨明珠"。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将红岩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进行了并 行比较研究,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历史阶段,由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时代背景不一样,承 担的历史任务和所处的斗争环境各异,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培育革命精神提供了 深厚的社会土壤,且呈现出异彩纷呈的面貌,展现出特征迥异的现象。冶 “敢于探索新路的政治勇气, 培育形成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培育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冶,“无畏 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培育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冶,“维护民族大义的宽广胸襟,培育形成了伟大的 红岩精神冶。 从而揭示了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共产主义精神、民族 精神、时代精神的结晶,“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冶,从历史与理论层面确立红 岩精神的历史地位。
随后,课题组在《党的文献》《探索》等重要刊物发表了几篇论文,进一步阐明其核心观点。 这些 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孕育过一系列伟大的革命精神,在井冈山时期,我们党创建了 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成功地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奉献 了井冈山精神———从实际出发,敢闯新路,努力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政治勇气;在长征路上,我们党 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克服了千难万险,实现了战略转移,奉献出长征精神———不畏 艰险,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确立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奉献了延安精神———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的精神;在西柏坡,我们党完成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战略决战,完成了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 的转移,奉献了西柏坡精神———‘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 艰苦朴素的作风爷的执政镜鉴,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并不断探索执政规律长期执政的伟大起 点冶。 “与这些辉煌胜利与伟大精神同样彪炳史册的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在抗日战争时期 的大后方,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奉献了伟大的实践成就和光辉的精神成就。冶 [13] 在实践方面,南方 局创造了为抗日战争胜利和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伟大业绩;在精神方面,培育形成了光耀千秋的 “红岩精神冶。 “因此,红岩精神(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 基础的时代使命)和井冈山精神(探索夺权道路,敢闯革命新路的政治勇气)、长征精神(不畏艰险, 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延安精神(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西柏 坡精神(两个务必的执政镜鉴)一样,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从而丰富了与中国 共产党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建立的实践的丰功伟绩相辉映的精神宝 库。冶 [13]这是迄今为止,对红岩精神历史地位研究的最新成果。
除此之外,学术界还对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与红岩精神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产生了 非常有价值的成果,如胡大牛、周勇、刘义贤、石大姚等学者的成果。
4 结论
红岩精神是一个重大课题,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不断深化的课题,更是一个需要付出极大努 力、坚持正确导向、秉持科学精神、坚守学术底线的研究领域。 投身于此的学者,需要以敬畏之心对 待红岩精神,以求实态度研究红岩精神,以科学方法揭示红岩精神,以真实历史支撑红岩精神。
(此文发表于《探索》2019 年第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