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上游从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长达 1045 公里的水道, 称为川江。 尽管长江上游的川江水道滩险浪恶, 但历来是巴蜀地区对外交往贸易的交通要道。几千年来, 川江给巴蜀人民带来无数鱼米之利和通达之便。自 1840 年的鸦片战争, 英国用大炮打开了侵略中国的大门以后, 中国便一步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随着外国侵略势力从中国沿海地区向内地扩张, 川江成了列强的一个重要侵略目标。重庆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水陆码头、 商业重镇, 是列强确定为侵夺川江航运权, 开辟中国西南部市场的战略重点。 到 19 世纪末, 西方列强的侵略魔爪已伸入川江。 列强侵略川江的行径, 激起了具有爱国传统的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邓少琴先生是一位有历史责任感的学者, 他在上世纪 30 年代就写成了以列强疯狂侵夺川江航运权和中国人民不甘屈辱奋起反抗侵略者、发展川江航运为主题的川江航运史。 1982 年, 少琴先生应重庆地方史资料组之约, 将该书修订, 以《近代川江航运简史》为名再版, 列为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之一。在21世纪开首之年, 巴蜀书社出版了《邓少琴西南民族史地论集》, 其中收了 《近代川江航运简史》。少琴先生是一位学术功底深厚的前辈学者, 我作为后学, 捧读先生用历史智慧和学术心血写成的这本著作, 深受教益, 体会良多。
邓少琴先生是在巴山蜀水这片美丽而神奇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爱国学者。他出生于川江岸边的江津白沙镇几子场, 少年时代在当地聚奎小学读书, 奠定了他史学、文学和金石学的基础, 接受了反清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随后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更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在以后的生涯中先生始终以饱满的爱国热情, 投身于社会实践, 服务社会。在社会实践中, 更加深了他对列强侵略中国, 入侵川江的了解和认识。自鸦片战争以后, 我国的轮船航运业一直为外国轮船公司所垄断, 长江上游的川江也概莫例外。少琴先生目睹列强对川江的掠夺, 愤慨之情郁积于心, “一心盼望早日发展我们自己的航运事业”。为了振兴中华, 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 他于1927年接受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邀请, 参加以经营近代航运业为主的民生公司的筹划经营。从此他投身于实业报国的社会实践, 并坚持不懈地探求学术。当时他作为卢作孚开办民生公司的助手, 还兼任卢作孚主持的川江航务管理处的秘书, 为挽回川江航运权, 为民生公司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少琴先生在繁忙的公务中不忘刻苦治学, 钻研学术。 他不是关在书斋里闭门著书的学者, 他把自己置身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中, 以切身的体验, 根据时代的需要, 把学术同当时中国人民反对列强侵夺川江航运权的斗争结合起来, 用爱国真情撰写川江航运史。当时先生所写的川江航运史分别发表在 《星槎》周刊和《西南实业通讯》上, 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邓少琴先生带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撰写川江航运史, 把历史研究同当时的反帝爱国斗争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 写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当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川江航运史。这是一本具有时代特色的信史。少琴先生的这种学术风格和奋斗精神是值得后学者认真学习、继承和发扬的。
少琴先生在《近代川江航运简史》的《前言》中说:“长江上游川江航运史, 就是资本主义列强及帝国主义对中国领水的侵略史,也是中国人民和川江人民反对外国列强的斗争史和发展史。”这是贯穿全书的主题思想,是全书的总纲。综览全书,作者将列强侵夺川江航运权与中国人民反对列强侵夺川江航运权的斗争,置之于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列强侵略中国以及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谋求近代化的大背景中, 比较全面系统地叙述了1869年至1919年40年间列强侵夺川江航运权和中国人民反对列强侵略、自办川江航运的基本过程。全书分为三章。第一章首先简要地追溯了汉口开埠、宜昌开埠及其与重庆开埠、 列强谋图侵夺川江权益的内在联系。接着以叙述重庆开埠为中心,重点对《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马关条约》与重庆开埠设关、外国在渝设立领事馆,重庆开埠与川江航运权丧失的关系作了详实的论述。第二章着重论述1898年至1908年间西方列强以轮船侵航川江、开兵舰闯入川江的历史。另外,还对日本在重庆王家沱划设租界,建立 “国中之国”和英商立德乐掠夺江北厅龙王洞的煤铁资源等作了述评。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四川人民抵制列强对川江的侵略,挽回利权,自备轮船行驶川江与外商轮船竞争的历史。1909年至1919年,是我国川江航运业向近代化转换的第一个发展时期,中国人先后创办了9家经营川江轮船的公司,资本总额为174.3万元,有力地促进了川江航运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以前帝国主义已控制了川江航运权,这一时期中国商轮突破了帝国主义的控制驶航于川江,其商轮数量大大超过了外商轮船的数量,成为在川江航行的轮船的主体。全书重点突出,前后衔接, 首尾贯通,层层推递,条分缕析, 清晰地展现出近代川江航运演变与发展的轨迹。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少琴先生担任川江航运史课题后, 多渠道广泛搜集史料。他认真查阅了宜昌、重庆、万县海关关册和其他有关川江的档案史料, 还通过《星槎》周刊 “广集资料, 增益见闻”。同时, 他又作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和人物专访,四川的主要水道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少琴先生不仅搜集到大量的第一手文献史料,而且记录下丰富的实地考察史料和专访史料,在当时交通不便和研究设施差的情况下, 搜集史料面广量丰,不知他付出了多少艰辛的劳动。
少琴先生在占有繁富翔实的史料基础上,认真审视史料,驾驭史料,运用恰当得体。他依据史料叙述历史,不是简单地罗列史料,而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原则,征引经过鉴别的可靠史料来陈述历史,通过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譬如,少琴先生将重庆开埠放在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中作了考察,指出1858 年《天津条约》签订,汉口辟为商埠通商, “内地之堤防大溃,重庆为中国西部商业之中心,外商焉能恝置”。随后《烟台条约》签订,宜昌辟为商埠,他指出:宜昌为“楚蜀交通之咽喉”,“长江轮运之终点”,“宜昌开为商埠,遂有允许英人派员驻渝查看川省之英商事宜,以示 (重庆)早迟必须开埠”。少琴先生在叙述重庆开埠设关时说:中国“关税主权之丧失”始于鸦片之役。根据不平等条约规定, “海关之用人行政大权, 直操于外人之手”。使中国“不仅丧失税权, 而且丧失国权”。重庆海关亦是如此。他又进一步说:“重庆开埠,监督一职,”虽由川东兵备道兼任,但“徒拥虚名”,“关税实权,均操外人之手”，深刻地阐明了重庆开埠设关的殖民地性质。当四川大足余栋臣起义爆发和北方义和团运动兴起之时,英国侵略者为加强侵略实力, 以保护在重庆的外国侨民为名,将英商的商轮改作兵舰巡逻在川江的水面上。少琴先生在书中揭露这一侵略行径时说:英国政府改商轮为兵舰,“名以保护侨民,实为镇慑我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由于篇幅有限, 就不一一列举了。少琴先生研究问题论从史发,切中肯綮,持之有故, 言之成理,上述见解至今看来仍然是有价值的卓见。远非那些无视客观史实而空泛议论的论著所能及也。
本书除在书末安排有 《川江航运大事年表》 外, 在各章都安排了附录, 使全书内容与结构更显浑实, 也为读者查阅有关资料提供了方便。
近代川江航运史是当时鲜有人研究的课题。在当时研究此课题,一无现存的史料,二无前人和同代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借鉴。少琴先生适应时代需要,知难而上,辛勤笔耕,在较短的时间内写出一本首创性的近代川江航运史。这是一本学术价值高的信史,及时地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同时又为以后研究巴蜀史、川江航运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和历史启示。少琴先生已于1990年1月16日与世长辞了,他的这本著作便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之一。一本非常优秀的学术著作人们是永远不会忘怀的。《近代川江航运简史》写成于60多年前, 60 多年后的今天,我捧读少琴先生这本著作,真正体会到了几十年前先生的睿智和洞见。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书中还存在某些不足,不过是大醇而小疵,瑕不掩瑜。我们应该用历史眼光来对待书中的不足,绝不可苛求。
(文/曾绍敏,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