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1880—1967），字庸之，号子渊，山西太谷人，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部长，1933年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全面抗战期间，长期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其间曾在1938—1939年任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可谓官运亨通，堪称民国政坛上的不倒翁。由于其经历丰富，长期位居高位，又具有蒋介石“连襟”之特殊关系，长期以来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对象，关照领域也相当广泛，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皆有大量论述。就本文所涉内容而言，学界多集中于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倒孔一事，而从孔祥熙的角度观察其与国民参政会的关系及其会外运作却付诸阙如。近年来，随着部分民国时期日记的整理出版，为不少既有研究提供了诸多新鲜素材，作为行政院中层事务官的陈克文，其日记的出版即是其中典型，为我们观察战时行政院与国民参政会之间的运作互动提供了不少新材料，其中不乏大量关于孔祥熙处理二者之间关系的记载。由于孔祥熙在1944年11月辞任财政部部长，以俞鸿钧代任，1945年5月又辞任行政院副院长，7月再辞中央银行总裁及四联总处副主席，实际上已经退出了政治中心，此后几乎不与国民参政会发生关系，故孔祥熙与国民参政会之关系主要集中于全面抗战期间。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基础上，对关注或梳理不够的几个问题略作探讨：一是对孔祥熙与国民参政会之关系做一整体论述，拓展目前参政会与人物研究中只限于参政员的局限；二是以陈克文日记为参照，观察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外的运作，对孔祥熙的为人为政有一更深刻形象之认识；三是在前述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一个颇值关注之现象：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中国各党派团结及中国民主政治进步之象征，对于形塑国民党无疑具有积极正面意义，但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又以贪腐无能形象，长期遭多方抨击却又多年屹立不倒，对于战时蒋介石及国民党形象无疑有减分之冲击，我们如何理解国民参政会设置之初衷与实际功效的背离。希翼通过孔祥熙与国民参政会之关联的考察，管窥战时国民党政治形象在社会公众中的升降起伏，同时也可对国共内战中国民党迅速败退大陆作一远因观察。

一、制度：孔祥熙与国民参政会发生联系因缘

孔祥熙与国民参政会发生联系，皆因战时政治发展及其所处之职位。

自九一八事变后，国事日蹙，中日民族矛盾逐步加深，最终以卢沟桥事变为开端，酿成中日全面开战的局面。深感时事日艰的蒋介石，开始网罗人才与社会力量共策国事，国民参政会即在此种大背景下应运而生。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在其第十二条丁项，即关于政治方面，决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随后公布《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国民参政会议事规则》、《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组织规则》等文件，为国民参政会的运行奠定制度化基础。

根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行政院负责人及相关官员与国民参政会及参政员之间皆有发生联系之必要规定。按照该条例第五条之规定，“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第七条又规定，“国民参政会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案之权”；第十一条也规定“中央各院部会长官得出席于国民参政会会议，但不参加其表决。”根据国民政府1938年7月1日公布的《国民参政会议事规则》第八条规定：“参政员在会场内得自由发表言论，不受会外之干涉，但在会场外发表其笔记或言论者，受一般法律之限制。”国民参政会设五个审查委员会，“（一）第一审查委员会，审查关于军事及国防之议案。（二）第二审查委员会，审查关于外交及国际事项之议案。（三）第三审查委员会，审查关于内政事项之议案。（四）第四审查委员会，审查关于财政经济事项之议案。（五）第五审查委员会，审查关于文化事项之议案。”审查会会议时，“政府主管机关得派员列席发言，但不参加表决”。此后，国民参政会的权限进一步提升。1940年9月26日修正的《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六条规定，“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第九条规定，“国民参政会得组织调查委员会，调查政府委托考察事项”。1944年9月16日又再次修订，修订后的第七条规定：“政府编制国家总预算，应于决定前提交国民参政会或其驻会委员会作初步之审议”。这些条例中虽未直接点出行政院，但其中所涉之内容大都与行政院有直接关联。可见，国民参政会对于国家重大行政事务虽无决定之权，但可询问并调查，为双方直接沟通交流建立了制度化的渠道。

行政院是与国民参政会来往最直接、最频繁的政府机构。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继承孙中山的建国程序主张，建立五院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作为五院之一，是国民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根据国民党一中全会三次会议通过的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19条规定，“行政院为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构”；第24条规定，行政院以下事项须经行政院决议：“提出于立法院之法律案；提出于立法院之预算案；提出于立法院之大赦案；出于立法院之宣战媾和案；荐任以上行政司法官吏之任免；行政院各部及各委员会间不能解决之事项；其他依法律或行政院院长认为应付行政院会议议决事项”。其后虽然几经修正，但“自1930年11月后日渐重要，1931年12月后，行政院院长负实际行政责任，行政院成为训政时期之政治中心”。孔祥熙自1933年起即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1938年任行政院院长，虽在1939年11月的政府改组中不再担任院长一职，但其后仍然长期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据担任过参政员的青年党领袖陈启天回忆：“参政会讨论和询问的问题，多属于行政院的职掌。因此每次参政会开会，总有不少的参政员对行政院长表示不满。”孔祥熙作为行政院的负责人，本身又兼财政部长，自然成为国民参政会的常客。即便后来由蒋介石兼任院长，但蒋介石作为领袖，即使对其有不满，也不便在参政会上直接表现，而作为副院长的孔祥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为参政员对政府某些方面不满的替身。同时，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更多是出于党政军集权的需要，但行政院本身的诸多具体工作仍然要由孔祥熙来执行，且财政部是国民政府的钱袋子，孔祥熙既是行政院负责人之一，本身又兼任行政院下属部门负责人，所掌事务又关系抗战大业，自然也是参政员们关心之议题，双方有交集乃至交锋也在所难免。

二、报告：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之任务

孔祥熙所处之位置在工作上与国民参政会有诸多交集。作为行政院院长或副院长，以及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总裁，按照相关规定，孔祥熙要到参政会做施政报告或相关专题报告，接受大会质询。四届13次国民参政会会议，孔祥熙多次亲自出席，其中在行政院院长任上要代表行政院做施政报告和所兼部会的报告，辞任院长后，还要代表财政部到大会或驻会委员会作部门报告。孔祥熙1944年6月赴美国，11月辞任财政部部长职位，1945年5月辞任行政院副院长，故其此后再未到参政会以部会领导身份做报告。

1938年7月的一届一次会议上，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先后多次报告，尤以财政为要。7月6日、7日、11日，孔祥熙先后三次到参政会或是报告，或是接受质询。在7月7日报告财政收支情况时，“闻者惊愕不置”，参政员的问题也颇多，如王云五问“如眉上所书，用何法弥补？今后又如何？”，陈绍禹问“中国人存款外国洋行多少？其最大的户名为谁”，让孔难以作答，在15日中午邀人便餐时，“发许多牢骚的话”。

1938年10月至11月的一届二次参政会上，孔祥熙于10月30日到大会报告财政，黄炎培认为“孔报告完全不得要领”。1939年2月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上，孔祥熙也于2月13日、15日到会报告施政情况。1939年9月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期间，孔祥熙也于9月10日、11日、12日连续三天到国民参政会作政治、财政等报告。1940年4月的一届五次会议上上，孔祥熙也曾作财政报告。

由于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屡屡被批，孔祥熙在后来参加参政会的次数上不如第一届频繁，但作为行政院和财政部主要领导，规定动作仍不可避免。1942年10月23日，孔祥熙国民参政会三届一次会议上作财政报告，“周炳琳质问甚扼要”，而“孔甚懊恼”，但制度及职责所在，孔也无可奈何，于是以各种原因不到会或找人替自己汇报。

除到国民参政会作报告以外，孔祥熙还要负责向参政会提交政府相关议案，但这不是硬性规定，可由行政院自行斟酌处理。孔祥熙任行政院院长或副院长期间，曾代表行政院向国民参政会提交相关政府或部门议案，具体如下：

一届一次（1938年7月）：《在内地建立工况基础，增加生产，以充实国力案》、《建设内地农业，以促进后方生产，充实抗战力量案》、《节约运动大纲》、《改善各级行政案》、《拟设省县参议会，推进行政完成自治案》、《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

一届二次（1938年10-11月）：《政府交议推行战时税制案》、《政府交议巩固法币节制资金外流案》、《政府交议陷敌区域之金融办法案》、《政府交议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案》。

一届三次（1939年2月）：《修改兵役法施行暂行条例案》、《推进纳金援役办法普遍施行以利兵役案》、《战区财政金融及经济处理办法案》、《对于政府交议“军政部第二期战时行政计划”之决议》、《对于政府交议“财政部第二期战时行政计划”之决议》、《对于政府交议“经济部第二期战时行政计划”之决议》、《对于政府交议“抗战第二期交通计划纲要”之决议》。

一届四次（1939年9月），无政府交议议案。

一届五次（1940年4月）：《后方物资生产正在积极促进应如何集中资金及经营能力以期益早恢宏请讨论商榷案》、《关于平衡物价工作正在分别推进列举各项重要问题请讨论商榷案》、《实施国民教育五年计划大纲草案》。

二届一次（1941年3月）：《（民国）三十年度政府对内对外重要方针案》、《为请确定各省施行纳金缓役办法应否继续办理或改为征收免缓役证书费案》。

二届二次（1941年11月）：《（民国）三十一年度政府对内对外重要方针》。

三届一次（1942年10月）：《民国三十二年度政府对内对外重要方针》。

三届二次（1943年9月）：《民国三十三年度政府对内对外重要方针》。

三届三次（1944年9月）：《民国三十四年度政府对内对外重要方针》、《为改善部队官兵生活筹措专款来源咨询大会意见请赞助案》。

由上统计可以看出，从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到一届三次期间，行政院提交的政府议案或部门议案相对较多，此后则越来越少。从二届一次开始，国民参政会修改条例，要求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方针要交国民参政会决议，故此后均提交这一议案。由于国民参政会对政府提交的议案或报告只有咨询或质询之权，并不能决定报告命运，故不管参政员如何严厉批评，均会获得通过。以1944年9月召开的三届三次会议为例，这一时期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等危机集中爆发，大后方各界舆论沸沸扬扬。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做了总报告，何应钦、翁文灏、张厉生、徐堪、俞鸿钧、周钟岳、曾养甫、谷正纲、谢冠生、陈立夫等分别作了相关部门报告，讨论了1945年度国家施政方针，可谓全面。但“这些报告无非都是官样文章标准公文，其唯一目的就是把当前国民党中国之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严重危机错误政策，加以掩盖，因此受到了参政员的严厉抨击”。虽然受到严厉批评，但仍然在“十七日通过三十四年度国家施政方针，十八日通过政府各部审查报告意见”。这些意见上交政府如何处理，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除了向国民参政会提交议案外，孔祥熙还要代表行政院对国民参政会所提议案进行处理并对办理情况向国民政府或参政会回复。1939年4月，孔祥熙代表行政院向最高国防会议转呈关于参政员注意佛教文化议案的办理情形，如加强对寺庙的保护，除政府间或因公益事业争取寺庙同意借用其房屋外，“绝对禁止任何机构侵入占用”，组建佛教学院及学校的建议“已在西康省内开始筹设”，等等。1942年10月，孔祥熙致电蒋介石，报告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议案办理情形，至于是否执行，则如陈布雷所披“拟存备参考”。总之，处理国民参政会的相关议案也是孔祥熙的重要工作之一，有些被国民党所接受的议案需要孔祥熙通过行政机构督促实施，更多的议案则被束之高阁。

三、被批：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境遇之主轴

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的经历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其几乎在每一次参政会上，皆成为批评的对象，甚至是众矢之的。揆诸参政会历史，像孔祥熙这样的经历确实很难寻觅第二人。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武汉开幕。会前，就有参政员“对孔庸之长行政院极表不满，而思提案攻击者，此部分人并主张以宋子文代”。而早在1938年初就曾致函蒋介石反对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院长的傅斯年，此次又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在国民参政会开会前即积极串联，制造倒孔舆论。傅斯年亲自上书蒋介石，要求罢免孔祥熙。在函中，傅斯年认为孔祥熙阿谀奉承却无真才实学，且任人唯亲排除异己，又纵子敛财生活奢华，完全不能胜任行政院院长之重位，希望蒋介石“审查事实，当机立断，以慰四海之望”。“不过参政会对行政院长没有弹劾权，也没有不信任投票权，自然无法决定行政院长的去留。只有利用建议权和询问权略略表示意思。然犹恐伤面子，影响团结，所以关于行政院长的个人问题，系用参政员联名函件的形式，秘交政府，而不在参政会内公开提出讨论。”因此，傅斯年的上书未能在参政会公开讨论。加之作为国民参政会重要力量的中共方面此时与国民党关系正处于“蜜月期”，从国共团结的大局出发，认为“傅斯年等弹劾孔，其目的在于拥护汪精卫上台，便于实现汪与日本妥协的阴谋”，故并未支持傅斯年等人举动，避免首次参政会“闹出乱子”。不管中共之分析与傅斯年本人想法符合与否，但对孔祥熙还是有利的，中共参政员人数虽少，但能动员的力量不可小觑。此次所谓“倒孔”自然也就胎死腹中，但孔祥熙与国民参政会的交集就在此种不和谐的氛围中拉开序幕。

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的境况并未改变。傅斯年联合马君武等人形成函件，共50余人附属，密陈蒋介石。函件尤重抗战以来制度与人事，认为二者事关抗战建国大业，函件特别指出“行政院长之大任，在平时已略如外国之首相，在此时尤关战事之前途”。对此，王世杰也曾记载“国民参政会有五十余人联名，致一密缄于蒋委员长，其内容闻系指述孔庸之院长不孚人望，并责备外交部长”。此事虽未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但孔祥熙在参政会上做财政报告时，仍然遭到参政员们的“严重之询问”，闭会时的孔祥熙在会场中“亦悻悻然”。翁文灏也记载：“国民参政会特别审查会对孔极表不满，责其不负责、没办法、欠庄重。会后傅斯年言：在此形势下，在外国只有孔辞职或解散参政会！！”为了缓解孔祥熙所受责难，蒋介石到重庆后曾当众训话，“公然称赞孔办财政之完善，在此期间已无有能出其右者。言外之意，殆对国民参政会不满老孔之意见作纠正欤”。尽管有蒋介石出面帮衬，但从此后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的“待遇”来看，似乎并未改观。

1939年2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因汪精卫的公然叛国，使反对投降、坚持抗战、民主宪政等问题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孔祥熙虽然在参政会所受攻击比此前稍减，但傅斯年等人关于财政、通货膨胀、官员风纪等问题对孔祥熙仍有不少尖锐质询。王世杰在日记中记载，此次参政会提案中与现时政治有重大关联者若干，其中之一即为“傅孟真所提公务员回避法（暗责孔院长引用亲属）”，“为具有批评性”。蒋介石也曾提醒孔祥熙，但“庸之徒有财政，而不注重整个政治，一与商讨财政，彼即愤气怒色相加，凡重要事机皆秘而惟恐我知道，我亦乐得不知，一任彼之所为，而彼今以你是领袖之言相加，是全将余助他之好意误会，可痛”。同年9月的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孔祥熙仍然成为批评对象。 “每一次开会都有攻击老孔的言论，其中傅斯年、周炳琳、钱端升尤为利害”。其中“参政员傅斯年等四十人，将向大会动议，请政府重新考虑财政部部长及行政院院长人选，盖即对孔庸之表示不信任”，“此实目前最为一般人注意之问题”。蒋介石则为孔祥熙开脱：“会中对孔财政部长无理攻击，余乃以正言评判，抗战之功多在财政以指示之，众乃无词”。实际上，此次参政会通过的议案中，“最重要为通过川康建设方案，及组织宪政期成会促成宪政两事”。最为一般人注意与最为重要之事的不匹配，对孔祥熙的不满在参政会所受之关注可见一斑。

鉴于孔祥熙社会声誉太差，在国民参政会屡受批判，最终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决定孔祥熙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对于孔祥熙是否继续担任财政部长，蒋介石也曾考虑自兼，认为“其利在集中统一与肃清贪污、整顿财政；其害在业务太多太繁，又恐不能专心整顿，与人口实”，让孔辞任行政院院长，是为“减轻庸兄责任，免受冤屈”。最终蒋本人没有兼任财政部长，让孔祥熙辞任行政院院长，但仍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对于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一职，孔祥熙年谱记载，因那时的“省主席全部是军人”，而“战时的行政措施偏重于军事方面的居多”，“是为了党政军一元化起见”。另外，由于各战区司令长官多兼省主席，而省主席按例应向行政院负责，军事委员会虽为大本营，但毕竟属于临时机构，体制不合，故行政院院长一职“还是应该由蒋先生来担任”。虽然不再是行政院一把手，但以蒋介石之身份兼任行政院院长，不可能亲自兼理行政院具体事务，“至于实际上一切政务，仍由先生负责办理”。他自己也表示“蒋先生虽做了院长，事实上仍须他多做事帮忙，不过责任是减轻了”。其所谓体制不合之说，当是说辞，但继续掌握行政院，却是实情。由于其继续兼任财政部长，党内高层也颇不满，王世杰就认为，“今后最大危机恐在财政、经济”，希望蒋介石注意，而宋子文因蒋介石不愿解除孔祥熙的中央银行总裁之职，也“拒绝担任财政部部长”。蒋介石对此很不痛快，批评宋子文“愚伪，竟不应召”，并作“子文抗命之准备”。

由于孔祥熙仍然实际掌握行政院，且继续兼掌财政部与中央银行，虽是行政院副院长，有蒋介石作为行政院院长为其挡箭，但其在参政会的日子并未根本改观。1940年4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上，陈克文朋友铸秋告知他，“参政员多人又准备向孔院长作猛烈的攻击”，孔以财政部长身份出席参政会报告财政行政，“又闹了一场没趣”。“又傅斯年等对于香港政府逼迫中国驻港财政人员（暗指孔院长之子令侃）事，有所询问，孔甚怏怏。”1941年春的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因皖南事变之故，国共关系成为大会关注焦点，使参政员所提询问“对于政府中为一般清议所不满之人员，转特别减少”。傅斯年虽抱病出席参政会，但因身体及工作原因，倒孔声势有所衰减。在同年11月召开的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因孔祥熙生病，由次长俞鸿钧代表孔祥熙做财政部报告，“甚有条例，惟因否认通货膨胀，大遭诘责”，但孔好歹可以避开当面诘难之尴尬。不过在1942年10月的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这样的尴尬还是不期而至，孔报告财政设施情形后，“周枚荪及其他参政员提出质问多起，孔甚懊恼”。次年9月的三届二次参政会上，孔祥熙再次以病为由让次长俞鸿钧到参政会做财政报告，“引起很大的反感”，虽是对俞鸿钧不满，但“意在不满意于孔庸之部长”，而且“提出质询之人多为本党党员”。

1944年 6 月，蒋介石派孔祥熙率团赴美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相关会议，孔未能出席此后的参政会，但其与参政会之纠葛并未结束。由于“此次参会内外形势对我不利，故反动声浪高涨至顶点”。傅斯年继续收集孔祥熙贪赃枉法的罪证资料，准备发动新一轮进攻。1944 年 9 月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会前一天，陈克文与邓飞黄、林虎等数名参政员谈话时，得知“此次参政会将有人对于兵役、粮政、物价、专卖等事项作严重之质问，对于孔副院长及徐部长堪更将有不留情之攻击”。财政部次长俞鸿钧代表孔祥熙做财政报告时，傅斯年再次用参政员的咨询权提出口头质询，关涉孔祥熙经商、中央银行、美金储蓄卷舞弊、黄金买卖等诸多尖锐问题。“参政员傅斯年等责问孔部长极厉，并涉及许多私人问题。”鉴于孔祥熙在党内外均有诸多不满，蒋介石逐步让孔祥熙退出权力中枢。1944年11月，孔祥熙兼任之财政部长一职由次长俞鸿钧接任，仍保留行政院副院长兼中央银行总裁。虽然蒋介石也知保留其副院长位置“为世人所不凉”，但“庸则反甚不满”。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中委选举中，“以庸之与徐堪为最低，而全会选举常委且竟落选”，孔祥熙不得不辞任行政院副院长，“孔之下台为国人公认之快事”。7月初，孔祥熙自美国回国，“传说他将再在政府任要职。参政会对他的猛烈抨击亦继之而起”。在1945年7月的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陈赓雅、傅斯年等还是向国民参政会提案揭发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尽管此时孔祥熙不在国内，但却大有缺席审判之感。1945年7月底，孔祥熙被免除中央银行总裁，被蒋介石视为“公私兼全，与政治经济之成败最大关键”，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及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但这些身份已经无法让他再有机会在国民参政会做报告或接受质询。孔祥熙“至此已完全退出党政金融之势力范围，十几年来显赫一时之权要，遂回复彼之平民地位”，“平日攻击不遗余力之政敌，亦为之失去攻击之目标”。伴随其政治生涯的消退，孔祥熙与国民参政会的纠葛最终落下帷幕。

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多次遭受参政员的诘难，其中傅斯年扮演了排头兵的角色，这既有傅斯年个人性格因素，也与孔祥熙历来在外界的影响及其战时所处职位相关。傅斯年是近代学人中个性特征极其鲜明的代表，胡适评价他是“人间最稀有的天才”，“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蒋梦麟曾说，“他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其中毫无夹带别的意思，但有时因此会得罪人”。故傅斯年又有“傅大炮”之绰号，在当时学人圈中可谓人尽皆知，其耿直敢言的个性，加之战时知识分子境况的每日愈下，使傅斯年在批孔浪潮中每每冲锋在前。孔祥熙自身的历史印象和战时所处职位也使自己处于风口浪尖之上。蒋介石曾问陈布雷外间对孔的舆论，陈布雷回答说，“普遍的批评，孔做生意。在北京政府时代买办与官僚结合，南京政府时代买办与官僚结合，尚有平津沪之距离；今者官僚、资本家、买办都在重庆合二为一，党内的批评，孔不了解党的政策，违背政府政策行事”。可见，孔祥熙自北洋时代，社会声誉就不佳，亲身经历过那一时代且关心政治的傅斯年自然有所知晓。战时经济、财政、社会等问题层出不穷，行政院又多负其责，身兼行政院院长或副院长，掌管财政金融大权的孔祥熙遭受抨击，也在情理之中。

四、徒劳：孔祥熙为改善在国民参政会境遇之努力

孔祥熙在参政会上所受之责难，蒋介石、王世杰、王子壮、翁文灏、黄炎培等人日记中均有或多或少之记载，而对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外的工作则记述极少，而陈克文日记正可补之遗缺。陈克文自1935年进入行政院后，最先办理总务，其次专门办理公务员生活条件事务，后又办理过农林、经济、粮食和公务员生活有关案件，又在议事组办理过院会有关事务，对行政院日常事务及运作可谓相当熟悉。孔祥熙在行政院与国民参政会发生关系的八年，陈克文均在行政院，可以说一路伴行，其中层事务官的身份，经历和办理了不少孔祥熙为参加国民参政会或与参政员交流沟通等准备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孔与参政会之间互动的新鲜素材。这些史料不仅生动形象，在程式化的报告甚至档案中也难以寻觅，故对于参政会及孔祥熙的研究，不无裨益，而这在以往研究中多被忽略。

孔祥熙社会声誉不佳，并非始至国民参政会，而是早已有之，孔也并非不知，因而在国民参政会开会前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1938年7月6日是国民参政会首届会议召开之日，举国关注。会议召开之前，不少参政员先期抵达武汉。因“参政会要开会了，大家都怀着一种心理，以为场上必定有人对财孔施行攻击，大概他自己也有同样的心理，所以近来很注意宣传工作，不断的要院里发表有关行政的新闻”。尽管陈克文认为“宣传无补于事实，现在才宣传也嫌太晚了”。但这并不妨碍孔祥熙的准备活动，招待参政员以拉近感情即是活动之一，因而孔让陈克文找招待地方。陈克文“为着院长要请参政员茶会，跑了许多地方，竟找不到很适当的地点，结果选了盐业银行。但是二百人以上的集会，这地方是在勉强得很”。除招待以外，还要准备文字材料，行政院7月2日下午才决定“把各部会的工作报告集合起来，印刷成秩”，报告多达15万字，且原本无须付印，临时反过来，“想又是孔院长要表示工作成绩一个念头的结果”。7月5日下午，孔祥熙、张群及各部会长官，茶会招待参政员于盐业银行，“形式是西洋习惯，聚立而不坐，茶点全是中国式的广东点心，包子、马孖糕、白糖糕。到参政员百二十余人。”可见，孔祥熙为了在国民参政会上减少受批判指责的可能，在会外花了不少心思。

在一届一次参政会上，孔祥熙并未因宴请参政员而少受指责，但其并未因此而放弃在场外下功夫。二届二次参政会的前一日（1938年10月27日），孔祥熙突然要宴请参政员驻会委员。由于时间仓促，所请42人中，只来了17个。孔祥熙对宴请规格做了详尽之规定：“不要太好，也不要太坏，新生活运动规定每桌八元，我们可以每桌十二元”，尽管海参、鲍鱼之类因战时原因禁止，但“酒要用川产的橘酒和大曲”，“我们不要请了他们（参政员），反受他们的骂”，“不过事实上庶务科定的菜馔每桌还是十六元的”。堂堂行政院院长，在招待参政员上如此煞费苦心，堪称难得。类似这样的茶会或招待会，孔祥熙组织了不少，但有时不但未达到应有之目的，反而引起参政员之反感。如1938年10月30日，在孔祥熙招待参政员的茶会上，他与张伯苓、张群、汪精卫等都说起笑话，“前后一小时的时间，始终在很不自然的笑话中过去，没有一个人说过一句正经话。这样的集会近年来很少有的，大概在目前严重空气的局面之下，只好说说笑话，轻松躲避严重问题，轻松一下各人心里头的悲观和苦闷罢。可是散会后，却有许多人很不满意，以为不应该如此耗费时间，如此无聊”。11月2日，孔以财政部长之名联合经济部、交通部宴请国民参政会第四审查委员会的参政员到行政院便餐，光财政部来的陪客就有10人之多，“原来这几天参政会里对财政部的空气很不好，尤其是属于财政部的对外贸易委员会更为众矢之的。所以孔兼部长为应付参政员的质询和解释疑难起见，把财政部的重要职员通通都叫来了”，“听说一直到深夜十一时还没有散去”。吃到深夜，是否讨论正事不得而知，况且通过这样的聚会对实质上解决问题又有多少帮助，人未可知。不过，这倒比较生动地再现了孔祥熙作为商人与官僚的周旋之术颇为老到，傅斯年批评其是官场上善于应付的上等人才，也算入木三分。

按照国民参政会相关规则，政府不仅要将重大事项向国民参政会报告，也要向国民参政会提出议案，孔在这方面应付多于实际。同样是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期间，原本不打算提案的孔祥熙“忽心血来潮，坚持非有提案不可，以为无提案，政府的面子难过。他所准备提出的，是一兵役案，二财政案，三禁烟案，四省参政会案。第四案已颁布了组织条例，并已定期明年一月召集，或可打销。其余三案，实在没有新办法，意思是将过去办理的困难情形详为叙述。至办法如何，则征求参政员的意见。这样的提案院里自魏伯聪秘书长以下，均表示反对，以为政府不能提出这样不负责任的提案。这种提案不只不能维持政府面子，反足减损政府威信。惟孔甚坚持，能否取消原议，不可知也”。最后，“孔院长向参政会提案的意见取消了改为分请各审查委员会便餐，以便交换意见”。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对政府未提交相关议案解释为“惟鉴于上次参政会会议议决各案，方在积极推行中”，政府已有努力方向；另一方面，因“广州武汉，同时陷落，国内情势，演变过速，对于今后整个政策，自应重加检讨，为集思广益，统筹全局起见，似应先予各方以供献国是意见之机会”，“政府竭诚采纳”。孔之所述原因，表面上看不无道理，但实际上好的提案，要花费相当心血，需要相当慎重，孔祥熙之心血来潮，忽上忽下，根子上还是因为对国民参政会不够重视，想提的议案皆或是陈年旧账，或是了无新意。也因为其在参政会饱受批评，孔祥熙在国民党中常会曾经“反对召集参政会，其议论至为幼稚，态度尤不佳”。

由于孔在参政会上屡遭参政员诘难，孔祥熙曾想增加在参政员遴选方面的话语权。二届参政员任期结束后，国民党内颇有资历的邹鲁曾致函蒋介石，认为此次参政员之推选，“须使负政治责任者参加一二，较为妥适”，希望将孔祥熙具有“参政会选举之推荐候选人与选举后之审查当选人资格”。陈布雷在拟办意见中认为，按照前例，孔祥熙“似可不必参加”。除此以外，孔祥熙还采取不到参政会的办法予以应对。前文所述1941年11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上，孔祥熙即以生病为由没有在参政会上做报告。在1943年9月的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上，孔又以称病为由没有出席，派次长俞鸿钧出席。据陈克文记载，据说是秘书长张厉生出的主意，陈认为这主意“实在错误得很”，“这种态度不是表示藐视参政会，即表示畏葸，二者均属要不得，对于孔可以说有损无益的”。孔祥熙未必考虑这一方法是否有利，能够不面对一帮参政员的凌厉质问可能更符合他此时的心境。当然，老是不出席肯定不行，以孔之职位，不想出席也得出席，故这样以称病为由而不出席参政会的方法，孔只用了两次。此外，孔祥熙还试图用汪精卫的影响改善自己在参政会的境遇。1939年9月的一届四次会议中，针对部分参政员请政府慎重考虑孔祥熙财政部长及行政院长的动议，孔祥熙曾持一份沪电“出示若干参政员，电中指参政员中有受汪精卫指使者”，结果是“参政员中对孔益不满”，可谓弄巧成拙。

陈克文日记中关于孔祥熙为在国民参政会少受批评而所做努力的记载并不仅限于上述几例。孔之社会声誉不佳，但作为行政院实际负责人又兼财政部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所处职位关键，自然也是国民参政会上参政员们询问或质询的主角。客观而言，参政员们所提之某些问题也并非孔祥熙个人之力所能解决。陈克文就曾在1939年评价到，“平心而论，孔办财政并不算坏，所以受人攻击者，还是中央银行和贸易委员会那班人做出来的事”。陈之评价，也算持平之论。不过，从孔祥熙对国民参政会的应付之举来看，一方面，体现出“参政会虽说不上是真正的民意机关，对于政府却有相当刺激和制衡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看出其刺激有限，孔祥熙虽在国民参政会感到尴尬甚至难堪，但并未就此作深刻反省或认真改进，其根本原因或在于其职位更多取决于蒋介石之安排，“孔管理中国财政的中国旧式方法，比宋子文实施的西式方法，更能使财政部完全处于蒋总裁的权力之下”，而非国民参政会一众参政员的清议或批评就能让其丧失权位，这也反映出国民参政会在战时政治体制中的局限。

余论：国民参政会的双重角色

纵观孔祥熙与国民参政会之纠葛，可谓观察战时中国政治演变的缩影。在这一过程中，有几个问题极易引起人们思考：第一，孔祥熙是否真如其名字当中的“庸之”那样平庸无能而长期在国民参政会成为众矢之的；第二，既然孔祥熙社会形象与声誉如此不堪，为何还能在行政院长期位居要津；第三，就国民参政会与孔祥熙的关系而言，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民主政治进步象征，对于提升蒋介石及国民党战时正面形象具有积极正向意义，但同时也因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长期遭受批评进而导致国民党战时形象不断下挫，如何看待或理解二者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上述问题，有的学界已有相当分析，有的尚未触及，现综而论之，期能对孔祥熙与国民参政会之间的关系有一总体概貌的考察。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成为众矢之的，并不全是因为其字“庸之”如此，真的平庸而不堪用。就孔祥熙的理财、经商及政治才能等能力来说，学界早已摆脱了过去脸谱化之评价，对于孔的才能也有相对客观之分析。蒋介石能重用孔祥熙数十年并占据行政之高位，若其真的如此不堪之用，恐仅凭连襟之故也难如此。正如1939年孔祥熙在致蒋介石的密电中所陈，抗战以来的财政虽“苦心筹划，勉力支应，无误戎机，而金融基础仍复安定如故，迄未动摇”，但“实已历尽艰辛，时虞竭蹶”。陈立夫说孔祥熙自北伐到抗战胜利的20年“皆在中枢，承担行政、财政、金融、经济之重任，公忠体国，作救世之良相，其丰功伟绩，为世人所公认”。不管是孔祥熙的自评，还是陈立夫的评论，虽不乏夸大之词“历尽艰辛”、“皆在中枢”承担“重任”等却也大致妥当。倒孔力量之所以长盛不衰，有学者认为，一是统治集团内部派系力量的争斗；二是国统区的经济败落，经济紊乱和他有直接关系，且通货膨胀由其一手策划并推动；三是因孔祥熙是官僚统治和家族统治的代表，本身直接参加了官场舞弊活动。这一分析有一定道理，曾在行政院工作过的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就曾评论说：“在任何战争中财政膨胀是势所难免的”，其分析的四个原因之一就为“发战争财的工商业家以倒卖商品、外汇、贵重金属来发财，加速了通货膨张”。这里虽未直接点名孔祥熙，但孔参与美金公债买卖确属事实。虽然国统区的经济状况非孔祥熙一己之力能够解决，战时的通货膨胀在当时的时局下亦恐难完全避免，但经济凋敝与通货膨胀直接影响公众生计，个体或社会舆论将矛头指向直接主事者，亦是正常之事。在孔祥熙被参政会攻击的理由中，贪腐应占首位。自古以来，社会公众就对官员贪污行为深恶痛绝，孔祥熙在战前即亦官亦商，以官谋商，从中获利，社会形象已然不佳，战时也并未收手。不仅如此，孔祥熙对其家人，尤其是其子女的乖张掠夺行为的纵容，更使其公众形象不堪。尽管其中某些并非事实，如“飞机运洋狗”事件就是一篇不实报道，但不少贪腐情况确属事实。因此，孔祥熙在参政会长期遭受攻击也就见怪不怪了。

第二个问题，既然孔祥熙社会声誉如此欠佳，为何能在行政院长期长期位居高位，或是行政院一把手，或是行政院二把手。揆诸历史，自然离不开蒋孔关系的爬梳。有学者即在梳理孔祥熙抗战初期出任辞任行政院院长基础上，对孔之性格及蒋之用人进行了细致分析。孔祥熙之所以得到蒋介石如此信任且不避外间非议，既有孔对蒋惟命是从，且摸透蒋介石性格，符合蒋专制独裁的用人风格之外，又有蒋孔之间特殊的连襟关系为之辅助，使其长期在行政院位居要津。国民党虽然坚持了抗战，但战后却迅速失败，这与蒋介石的施政不当，任用亲近私人，多有关联。此种分析，可谓切中肯綮。

第三个问题颇值思量。众所周知，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国民党团结国内各党派以发挥民力凝聚民气的象征，对于形塑战时国民党形象无疑具有极为正面之意义。国民参政会在成立之初，包括中共在内的社会各界，均给予极高评价，谓之战时民主政治进步的重大表征。蒋介石对国民参政会也相当重视，在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开幕式上表示国民参政会“在民国历史上有最重大的意义”，其每次对参政会的讲话都细心推敲，从参政会中观察国内政治风向。国民参政会甚至引起国际关注，1944年9月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不光陈克文认为这是“中国政治的极大的进步”，“十年前决不能有这样的事情出现”，且在“国外反响颇佳，认中国似走上政治公开之路”，“《纽约时报》谓为沉闷的中国之新鲜空气”。在这样一个公共议政平台上，对孔祥熙的批评即是民主政治的某些表现。由于国民参政会在实质上承认了国民党以外其他党派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国民党“训政体制”下“党外无党”的突破。可以说，国民参政会在提升国民党战时形象方面无疑具有相当正面的积极意义，海内外学界对于国民参政会在近代中国民主政治中的积极进步作用也多有共识。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国民参政会所扮演的另外一个角色，即战时国民党政治形象衰减的助推器。国民参政会上对孔之批判，在全面抗战的八年中，一直如影随行。孔在参政会所受之批评，尽管不一定全部见诸报端予以公布，但全国各地之参政员聚集一堂，无需报端，其传播信息的能量也是相当巨大的，对于民间舆论有相当影响。二届一次参政会期间，蒋介石就曾手令“调统局注意民间舆论”。到后期，参政会上对于政府的批评指责开始见诸报端。1944年9月的国民参政会“对政府之批评极严厉，对各部长官乃至军事将领之失职，多公开指摘，无顾忌，报纸亦多登载此类言论”，“论者谓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政治公开以此次会议为始点”。黄炎培就在9月7日的参政会上质询，要求“贪污肃清必须从上级做起”，并“举若干事实”；9月8日，黄炎培继续就贪污问题质询，认为“贪污问题，现时如人身血中毒，四肢百脉皆病毒”。蒋介石在与参政员谈话后深感“今军政腐败与伤心之语，句句痛刺余心，部下之无智无能，殊令人耻辱万分，几乎无地自容也”。9月7日，《新华日报》以显著位置报道参政员们在会上的发言，以“统制不合理，责难纷起！贪污遍地，参政员力疾陈辞”为副标题，格外醒目。9月9日，又以“黄炎培说：我们要向贪污总攻击！傅斯年说：苦来苦去，都苦到老百姓！”作为副标题报道参政会上各种意见，虽未直接点名孔祥熙，但社会上一般公众大都知其意有所指。延安《解放日报》社论则尖锐直接，多次提及参政会对孔祥熙之攻击。如果从舆论公开的角度正向解读，也可谓之进步；但另一方面，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长期遭人诟病却又能在行政院屹立不倒，这就不仅仅是其个人问题，而牵涉到对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形象。同时，孔祥熙贪腐无能的公众印象与中共在大后方大力宣传追求的清廉民主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之傅斯年、黄炎培等人的独特身份，极具社会公信力，国民参政会上对孔祥熙的批评或攻击，经过报刊杂志等舆论的传播与放大，其带来的社会影响，远比密陈蒋介石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民参政会又成为导致国民党战时形象不断下挫的平台和工具，培育和壮大了使“党国”形象不断下降的力量。国民参政会为国民党带来的积极形象，不断地被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所受之批评所侵蚀，最终成为国民党的负资产，严重影响到国民党战时及战后的形象，孔也成为此后中共作为政治批判国民党贪腐的“四大家族”之典型代表。这一看似悖论的出现估计也是蒋介石在抗战初期同意设立国民参政会时未曾想到的。当然，这并非国民参政会之过错，其无非是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的工具而已，真正根源可能还需在蒋介石本人及其领导下的“党国体制”中找寻。

（原文发表于《近代中国》第29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