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克文（1898—1986），广西岑溪人，祖籍广东肇庆，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关于其经历及日记价值，正如其子陈方正在日记出版编者序中所言：“父亲在1923年加入国民党，历经北伐、农民运动、宁汉分裂等重大事件，1935年加入国民政府，历任行政院参事、立法委员，和短暂的立法院秘书长。他地位不高，但交谊甚广，又长期负责实际政务，得以从内部和中层观察政府运作以及政坛人物的言行，更与不少学界、文化界人物相熟，因此日记中对那十余年间惊心动魄事件的记载和评论，是很有历史价值和兴味的。”陈克文日记自2010年3月在《万象》杂志上连载后，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于2012年出版繁体版，大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简体版，引起学界重视。学界对陈克文日记的利用，目前主要体现在将其作为史料，为其它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印证之用，如重庆大轰炸、大后方公务员生活及派系政治等方面。以陈克文本人作为研究对象，目前在学界还相对薄弱。有鉴于此，笔者以《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为主要文本，考察其对于抗战局势演变及人事之观察，期望通过一孔之见，管窥抗日战争这一中国近代史上宏大叙事之下一个中层者的观察断面，为透视战时中国的多重面相提供新的视角与参照。
一、和战皆不分明的开局
后世之人在描述全面抗战这一中国近代史上恢宏而又悲壮的历史时，常有抗战局势发展如线性之感。无论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阐述的防御、相持、反攻三阶段，还是蒋介石所划分之“二期抗战”，总让人有局势明朗，方向明确之体会。实则不然，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蒋介石本人，虽坚信抗战最终必胜，但其具体如何发展，何时可能取得胜利，均充满了很大的不确定感，学界对此也有相关论述。陈克文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中的一名中级官员，既有较快获得战时消息的渠道，但又无从影响战时方针政策的制定。在这样一个中层者的地位，是怎样观察这一场战争，实是一个颇值得关注的话题。
卢沟桥事变之前，从陈克文日记中难见关于局势恶化的评价和记述，全然未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感。在其日记所记内容中，大多是关于其上班、聚会、娱乐、家庭、造屋等记载，偶有拜会汪精卫或关于行政院事务之评价。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7月8日，报纸已有相关报道。但陈克文在7月8日的记载中，并未提及此事，所记内容全部为关于其母亲及身体状况的记载。这大概是因为1937年7月8日为农历六月初一，是陈克文母亲77岁生日之故。7月9日，陈克文始有关于中日卢沟桥军事冲突的记载：“但昨日卢沟桥之中日军冲突，是否不至扩大，不至影响国大代表覆选及国大开会，亦正难说。最少平津冀察之选举进行不能不受极大之影响。日本人始终不愿中国统一，不愿中央实行其统一之政策。卢沟桥事变或即为此种阴谋之表现，亦未可知。即不然，亦是一个日本破坏国选，打击统一的最大机会。”“亦正难说”表明陈克文对于卢沟桥事变是否会扩大，不敢断定，其关注点也在于冲突所涉地区之选举问题，认为日本此举主要是阻止中国统一。阻止中国统一与要瓜分灭亡中国的意义不一样，陈克文显然还未将卢沟桥事变上升到关系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高度来思考。而作为最高军事统帅的蒋介石则有所不同，不管是大是小的冲突，只要关涉中外，尤其是中日之间，均不敢掉以轻心，高度重视，故在7月8日的日记中不仅有此记载，而且接连发出反问：“逼使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我之决心应战，此其时乎？”连用四个问号，表明蒋对于战事是否扩大为全面战争也未能确定，这与陈克文有相通之处，但其关注层面和敏感程度，显然与作为中层官员的陈克文又有所不同。
自7月9日后，陈克文对局势发展的关注大量增加，记载了其在行政院所观察到的各部会情况。据其观察，7月14日的南京“仍极镇静，惟赴庐山避暑之各部会长官，已陆续返京。今晨政院并举行临时会议，稍形紧张耳”。7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虽然召开了国际宣传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但“正主席邵力子尚在牯岭未回，副主席王宠惠亦未到，重要脚色只何应钦部长一人到来，但不久便走了。后来陆续到十人左右，最重要的算外交部情报司长和中央通讯社社长二人。席中并无正式讨论，随便谈谈”。7月17日，“华北消息沉闷已极，和战皆不分明”。7月20日，陈克文据所得消息判断，“中日决战，大概已无法避免”，但次日又自我否定，“华北昨日的战事，似仍未能视为中日大战的开始”。7月26日，陈克文获知张自忠在廊坊抗日，又认为这一冲突“将成为中日之全面冲突，大概已无法避免”。7月31日，陈克文到下关码头迎接汪精卫，在同汪精卫的谈话中陈克文感到“惟政府是否决定即行抗战，汪先生亦似未深悉也”。8月2日，陈克文参加各机关高级人员谈话会，讨论撤离首都问题，“盖大战何时爆发，何时可以结束，何处始为安全地带，均难确定”。8月12日，陈克文见汪精卫，对政府迁移发表感想：“政府迁移一年前即有准备，不过以目前沿江设备言，日人威胁首都，恐亦不复如‘一二八’时之易。迁都问题想不过准备万一耳。”可以说，对于卢沟桥事变后的中日冲突是否意味着全面战争的爆发，陈克文拿捏不准。直至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此后日军又于8月15日开始轰炸南京，陈克文始感局势的严重。
陈克文所处位置，既有快速得到消息的便利，也有对中日多年冲突历史的疑惑。日本侵略中国由来已久，是如“九•一八事变”那样大举进攻后停手，还是像“华北事变”那样以武力逼迫中国让步后又暂时停止，确实皆有可能。即便是日本南北进攻是否就一定意味着中日全面开战，也未尝可知。日本不就是1931年进攻东北后，次年又进攻上海吗？日本此次在华北发动卢沟桥事变，在南方又进攻上海，是几年前的场景再现还是别有意味？确实难以断定。由于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难以确定战争规模，作为蒋介石重要幕僚的王世杰在7月16日的行政院谈话会中就指出，中央军加入作战后，究竟是“局部冲突”，还是中日进入“普通战争状态”，政府应从早决定方针。这表明国民党高层也未明确究竟是局部之战还是全面战争。直至8月12日，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自8月12日起，认为“全国已入战时状态”。即便是中共中央，也很难说短期之内就判断出局势的确定走向。中共中央在1937年7月8日所发的《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指出，日军在卢沟桥的挑衅，有两种可能：“即将扩大成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或者造成外交压迫的条件，以期导入于将来的侵略战争”。当然，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是极端严重的，但中共此时也并未判断卢沟桥事变就一定是全面抗战之开端。朱德在7月15日的讲话中将卢沟桥事变称之为“第二个‘九一八’的号炮”，认为解决的办法必须“从华北的局部抗战走向全国的抗战”。此语似有全面抗战开始的端倪，但其“第二个九一八”之说，又似乎有战争仍然是局部之意。
综合多方意见，卢沟桥事变后的7月份，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领导者也不一定能做到“先知先觉”，能“后知后觉”，根据局势演变做出正确对策并对战略态势大致看清，已经相当不易。陈克文对局势发展的某种“迷茫”，相当程度上也是受政府高层和战未定消息的影响。陈克文所处位置不太可能迅速得知高层的秘密决断，因而常有中日大战“大概已无法避免”的判断刚出，旋即又以“未能视为中日大战的开始”自我否定，其前后矛盾的判断显示其“迷茫”乃是相当部分国人的共识，也折射出微观个体在面对局势剧烈转圜之际的惶恐与疑虑。
二、战局观察中的城市风向标
战争初期，虽然感到紧张，但陈克文对战事发展并未太过悲观。陈克文一方面认为中国“对日愤恨，郁结数年，决非消沉，一哀一骄，战事万一不免，哀者胜矣”，民气可用；又闻“对日作战人人兴奋，天时地利人和，我皆有之，胜算决不是绝无把握者”。但战争一旦打响，中日之军事差距很快呈现，中国北方、南方中心城市逐次沦陷。陈克文对战争局势的判断往往以这些中心城市是否沦陷为根据，其心情也随之起伏不定。
1937年7月29日，陈克文从报纸上获知宋哲元离开北平，感觉“譬如一盘冷水，莫不沮丧万状”。此后，天津也很快沦陷。平津为华北要地，其沦陷的指标意义甚大，对民众心理影响自然也大。值得注意的是，平津虽然失陷，但众所周知，驻守平津之军队不是国民党中央军，平津沦陷固然令人沮丧，不过在陈克文看来，南方的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是否能够保住，对战局的影响更大，尤其是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更是非同寻常。也正如此， 1937年8月31日，当北方之南口、张家口失陷的消息得到证实时，陈克文认为“似在人人意料之中，故未增加惊恐惶惑之心理”；而对于南京，大家认为“我等如能在首都安渡双十节，则战事胜利已有三四分把握；如能安渡新年则有七八分把握。只要我能持久，则胜利必属于我”。既然是陈与大家讨论，且陈克文也未表示反对，此种观念当是代表了部分同仁，也包括陈克文在内的认同。由于国军在上海战场的坚守，南京、上海在开战后数月尚未陷落，陈克文对战局并不过于悲观。1937年9月27日，北方战局不佳，“平绥线前数日虽在平型关获大胜，平汉、津浦两线都节节失败，保定、沧州均陷敌手”，但“幸淞沪坚持，敌难发展。持久战之形势似可造成，前途不至无望”。陈克文认为，华北即便不守，但“不至于见笑于天下”。10月10日，南京尚未沦陷，陈克文对此前自己的预料颇有自得之感：“我曾预料，抗日战事，能支持至国庆，必有三分胜利之望。今已安然渡过国庆矣，前方虽未得胜，亦未大败，国际形势于我似更有利。我之预料或不谬误乎！”首都为国之要地，也是国际观瞻所系，南京操之我手还是操之于敌，对于一般民众心理，自是影响甚大，陈克文也不例外。
但是，随着战事发展，国军在战场上的形势越来越严峻，陈克文最初对抗战的某种乐观渐渐被日益严重的担忧所替代。1937年11月初，上海战事吃紧，陈克文感叹“抗战前途终将失败欤”，11月9日，上海守军撤退，“长期抗战，能否支持下去，殊为可虑”。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中心，其坚守还是放弃颇具指标意义。因敌我悬殊过甚，国军最终不得不退出上海。上海沦陷后，“每日中央广播台所播送之《保卫大上海歌》已不复闻矣。上海为经济命脉，对外交通枢纽，失守后对于抗战前途之打击自必极为重大，难怪振姊连日长叹，雷太太连饭也不想食了。”“难怪”不仅仅是表示他人之感受，也代表了陈本人对此种心情的理解与认同。由于军事形势严峻，以至于陈克文开会回家“情绪极为郁郁，终夜不能安睡”。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武汉、长沙均立起恐慌”，“长沙如更失陷，则国民政府尚能有托足之地耶”，陈克文感叹，“以中国之大，髣髴已无吾人托身立命之所矣”。尽管广州失守已在陈克文预料之中，但当1938年10月22日得到广州失守的消息时，“大家都不免丧气，‘广东精神’是这样的吗？”“都说十天失守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了”。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不过五日，广州、武汉两大城市就陷于敌手，“朋友相见，虽然勉强说些互相安慰的话，其实大家都感觉十分的苦闷，大家悬虑的是：今后的抗战局面怎样呢，是否还能够继续抗战？……中华民族真的这样便给日本鬼子征服了吗？” 10月26日，因广州、武汉沦陷，陈克文十分苦闷，“这两天真不敢看报纸，不敢读路透社的消息，更不愿意朋友在面前谈广州和武汉失守后的情报。明知是可笑的感情作用，也只好在感情上躲避一时的痛苦。”陈克文也明知这是鸵鸟似的逃避政策，但毕竟做不到他自己曾在1937年9月14日与众人打麻将后的感慨：“明知是一种无谓的举动，精神上的暂时逃避，也不得已也。‘胜不足喜，败亦不足馁’，口头上尽管如此说，心里到底有些两样。”每次听闻这些中心城市的陷落，都会引起陈克文的无限惆怅和失落。
陈克文作为国民党的一员，自然深受国民党历史的影响。国民党自兴中会成立后，无论在清末的武装反清革命中，还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均以城市为中心。中心城市的沦陷，其巨大的社会影响也不能不波及一般民众的心理。尽管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思想在大后方也广泛传播，一再强调抗战成败不取决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但社会上总有人或是不信，或将信将疑。陈克文也曾提及：“共产党的朋友说，必须到了这样的田地，抗战的最坏阶段才算到了顶点。过了这一阶段，才能入到逐渐变好，逐渐变强，逐渐得胜的时期。”对于中共的宣传，陈克文显然是将信将疑，认为“事实能否如此，谁敢预言”。要达到毛泽东所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的境界与高度，恐非一般人所能及。
陈克文日记中以中心城市得失作为战局判断之依据并不仅仅是其个人之见，往往是与其交往同事或好友集体心态之表现，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正如1937年12月16日陈克文在关于陶德曼调停的一段评价中所言：“朋友见面，都互相问道，有何消息，有何特别消息。此所谓消息，所谓特别消息，是指与敌言和方面的多。初到武汉时，大家似乎希望德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发生效果，现在都似乎希望直接与敌言和。其实在此局势之下，已经无言和之可能。”明知言和既无可能，但又对言和消息颇为关注，正是首都南京沦陷后国民党内部一部分人士心态的真实写照。也正是如此，抗战初期，中国南北大中城市纷纷陷落，国民党内部对于是否坚持抗战、能否坚持抗战发生了意见分歧，“和平”论调在国民党内部甚嚣尘上，最终出现连汪精卫这样的国民党要人走上所谓“曲线救国”的投降路线，并有大批追随者，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胜利希望中的渺茫
陈克文与汪精卫过从甚密，有相当的交情，但这并不能说陈克文主张妥协投降。就其战时日记所载及其实际表现而言，陈克文无疑属于坚持抗战阵营中的一员。既然坚持抗战，自然期望最终胜利。不过，在陈克文日记中，他对抗战胜利的希望中总是夹杂着某种渺茫，“慢慢长夜何时了”的惆怅充斥其间。
1937年11月15日，陈克文得知确定迁都消息后，发出“不图宋室南渡，与明末播迁之景氛，竟令吾人身受之也”的感慨。其后“宋室南渡”、“明末播迁”在其日记中多次出现。稍有历史常识之人都知道，宋室南渡后就再也没有北还，偏安一隅，最终被元所灭，无非延续时间较长而已；而明末播迁，乃是明朝灭亡的前奏。陈克文用这两个历史典故，既有表达国民政府确定迁都后的失落与惆怅心情，在此心情中又夹杂着一丝可能亡国的悲凉，未能生逢其时之人，很难体会此种复杂之感受。
随着战事陷入胶着状态，日本短期之内要想灭亡中国的迷梦破产，但战争的局势并不如后见者所见之明朗。1939年6月29日，陈克文负责在重庆乡下龙井湾督建行政院办公工程，感慨“其实再过两个或三个夏天也是可能的，现在看不出，过了夏天便可以结束战事迁回南京的可能性在那里”。1939年9月欧战的爆发，虽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一个国际形势变动，蒋介石将之视为“世界和战与我国存亡之最大关键”，是中国抗战苦撑待变中的积极因素，也是中日问题获得根本解决的“基础”。在陈克文看来，虽然也有“月光底下，嘉陵江畔，热烈的讨论这一次的大战问题”，对张伯伦和希特勒的演说，是“读了中文又读英文的，读了又读”的记载，显示出对欧战的关注，但由于欧战并非直接涉及中国战场，在整个1939年此后的日记中，也并未见其对欧战如何加快中国抗战胜利步伐的评论或记载，反而是在1939年除夕之夜发出“不知还要在这里过若干个的除夕”的感慨。欧战爆发后，德国攻势凌厉，老牌帝国法国竟然很快投降，欧战这样急剧变化，完全是大家“始料所不及的”。大家不是想到抗战马上胜利，而是“预测敌人将仿效德国对我们采闪电战的进攻”。加之1940年6月宜昌的陷落，“更令人对于国家和世界的大局发生茫然之感”。1940年，陈克文所在的重庆遭受日军的狂轰滥炸，加之物价上涨，公务员生活也大受影响。“战时经济到了目前，敌人固然是精疲力竭，我们自己也实在有些支持不住。假设没有最近美国和英国的先后借款，恐怕真不免于塌台了”。这种情况也导致陈克文对报载所谓中日和平思想曾产生“继续抗战也不是容易的事，和平似乎到了不能不接受的时候了”的感慨，尽管因为听了蒋介石关于坚持抗战的声明及外交部对于英日妥协的斥责，自觉“有些惭愧”，但陈克文对局势的担忧却跃然纸上。
苏德战争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皆是对于中国战场有利的重大国际事件。由于陈克文日记缺1941年和1942年，我们无从得知苏德战争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克文对其认识或评价。从其后面所记之日记，可以感知陈克文与国民党高层的认识颇不一致。苏德战争被蒋介石视之为“世界变局必急转直下，明年七月或可望世界和平之恢复”的重大事件，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则是其抗战政略成就的“顶点”，给人以中国抗战走上阳光大道之感。但我们在1943年陈克文的日记中全然没有这种胜利在即的感受。1943年7月7日为抗战6周年纪念日，陈克文的感觉是：“抗战不觉已满六年，虽最后胜利似可无疑，惟何日太平，时间尚属无法断定。”1944年3月2日，陈克文接到女儿来信，提及昆明物价奇高，感慨“现在最后胜利似乎遥遥无期，这种经济困难真是如何维持下去”。究竟有多困难，陈克文在1944年4月6日的记载作了一个比较，“重庆的米已较战前涨价一千倍以上，其他日用必需品涨百倍或二三百倍不等”，靠薪俸为生的公务员等人“真到了山穷水尽之势”。而此时欧洲的战局，“同盟军在这一两个月内毫无进展；缅印战局，最近英军又复不利，西南太平洋也没有若何令人兴奋的消息。半年前一种同盟军胜利即在目前的空气已经消息殆尽。战事何时可以结束，似乎还遥遥无期”。一句“遥遥无期”，尽显希望之渺茫。应该说，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从孤军奋战进而转入反法西斯阵营，国际形势对中国有利已确信无疑。但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并未直接转化为国人对抗战好似即将胜利的喜悦。国内的政治纷争，战场的毫无起色，高涨的通货膨胀，连陈克文这样的行政院中级官员都深感时日难过，生活艰辛，普通人对战争苦难的微观感受远未被国际局势转变的宏观局势所取代，“遥遥无期”屡次在陈克文日记中闪现，一种抗战胜利希望中又夹杂着些许渺茫之感油然而生。
1944年6月，欧洲第二战场开辟，战争形势更加明朗。陈克文与朋友讨论此事，“大家都认为欧洲战场有在半年内结束之可能，惟对于中国战场，则大家意见并不一致”。之所以如此，是因中国战场全然是另一番景象，开端于河南的豫湘桂战事，国军一路溃败。1944年11月30日，陈克文记载，“这几天朋友见面无一不谈战事，又无一不怀着沉重失望的心情。”又到一年年终时的12月31日，陈克文感叹：“卅三年是抗战以来最艰苦最危险之一年，已如此过去。不知今后的一年会转好，还是转为更坏。”后来人皆以为胜利在即，身在其中的陈克文对未来却依然充满着大大的不确定。
1945年初，在陈克文看来，并没有抗战取得胜利的预期。“我国今年已预定的大计划为五月五日之国民党六全代表大会，及十一月十二日之国民代表大会”。蒋介石预定的1945年之军事目标为：“（甲）第一期收复南宁与柳州（六月）；（乙）第二期收复香港广韶占领广州湾与香港海口（十月）；（丙）第三期收复衡阳长沙岳阳与武汉宜昌（十二月）并收复台湾”。可见，无论是国民党高层还是中层，均未设想1945年中日战争会结束。也正是因为如此，当1945年8月形势剧变的时候，陈克文着实感到意外。“十日傍晚，日本请降的消息，竟突然而至。世界大战这样的突然结束，在三日前大家做梦都想不到的。原子弹投下之后，以致苏俄参战，战局的急转直下虽在意料中，但绝料不到和平即在眼前。”作者虽然相信胜利已经确信无疑，但仍然感到“敌人投降如此突然而至，我们不止事实上一切准备不足，连心理的准备也还没有”。当然，胜利既然到来，狂欢的心情也必须表达，陈克文本不善跳舞，“也居然登场蹦蹬两次”。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在陈克文笔下以“恍如梦寐”结束。
四、对战时蒋介石的二重印象
作为国民政府实际领袖的蒋介石，在陈克文眼中自然是抗战中的灵魂和核心人物。陈克文对抗战局势的判断也不能不受蒋介石个人及所主导政策的影响。陈克文对蒋介石的观察，有两个层面。一方面，作为行政院的中级官员，不时有机会参加总理纪念周或一些中高层官员的集会，亲自聆听蒋介石演说或训词，亲眼目睹蒋介石的音容相貌，为其留下直接的表层印象。另一方面，作为事务官，陈克文要亲自处理不少政府制定之政策，而很多政策正是蒋介石所拟定或决策，陈克文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又有比较真切的切身感受。
陈克文日记中，无论是对于蒋介石关于抗战之演讲，还是其对蒋介石的直接观察，都有详细的记载和评论。1937年7月19，蒋介石公布其7月17日庐山谈话内容，表示“卢沟桥案，将为对日和战关头最后之界限，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并提出最低立场四点，“准备应战，而不求战”。陈克文在20日看到这一谈话内容，认为“蒋院长今日所发表之演说词，真是全中华民族所要说的，理直气壮的说话。这一篇演说词已经将全民族置于一道战线之上，以夺敌人之魄矣”，给予相当高的评价。8月1日清晨，陈克文赴中央军校参加纪念周，听蒋介石报告。蒋介石报告的主要内容为二十九军失败原因及国人对中央军、中央飞机队未参战的解释。陈克文认为蒋介石“演说时态度坚定沉着，诚恳坦白，至足动人。凡所言无不中理，无非事实，不仅令人知道政府已下应战之决心，且令人深感应战之结果，胜利必属于我”，是“负责任，自信自重，真民族领袖之精神”。应该说，蒋介石所这一期间所采取的政策是得到陈克文认可的。
1937年12月19日，陈克文到湖北省政府参加扩大纪念周。陈克文记述了对蒋介石的印象：“不瞻风采者四阅月矣，虽容光焕发，两目仍炯炯有神，惟劳疲之色终不能掩。”“声调铿锵，时露微笑。最高统帅有此态度，群众心理必极大之兴奋。”1938年元旦，陈克文参加新年团拜会并听蒋介石训词，陈克文听了以后，“几乎要掉下眼泪来”，“中国现在真是少不得他这样的一个人物。有他这样的一个领袖，国家前途是不会绝望的”。蒋介石作为抗战领袖，其一言一行早已超越个人身体范围，其音容相貌等微小之处的变化对于政府官员乃至一般民众，都会被予以各种解读，领袖人物之影响，也可由此观之大概。
陈克文作为行政院中层官员，每年都有若干机会亲眼所见蒋介石，有时甚至被单独接见。据其记载，仅在1945年8月以前，就被蒋介石单独接见三次，尽管“每次垂询之语句，均大体相同”，但毕竟还是近距离的接触和观察。无论是其聆听训词，还是被接见，陈克文大都予以详细记载。从其记载来看，他对蒋介石是尊重并怀有敬意的，并没有因为蒋汪之间过去的纠葛，或自己与汪精卫的亲密关系而流于意气的泄愤之语，显示其较为公允之一面。
作为从事具体政务的行政院官员，到重庆后又亲自参与基层党务工作，陈克文对于蒋介石制定之政策又有切身感受和评判，其眼中又可见一个不一样的“蒋介石”。
国民党执政后，贯彻的是以党治国理念，党的活动事关国家大局与走向。1937年12月9日，陈克文遇见谷正纲。谷正纲长期参与国民党党务并身居要职，对国民党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他见到陈克文即讲“我再也不愿谈党了”，话语之间颇有一种无奈和恨铁不成钢之感。陈克文发了一通长长的议论：“这一次战败，国民党恐怕再也不能抬头了：战争中始终看不见国民党的活动，其他各党各派却乘这中心势力削弱的时候，大事活跃。许多人髣髴都在说，国民党不成了，共产党快要起来了！战败的结果，丧权失地固不必说，内部的分裂冲突恐怕来得更加可怕。政府虽说迁到重庆，事实上重要的人物，和重要的活动还在武汉。武汉不危险吗，能逗留多少时候呢，谁也不敢说。到处都是彷徨，到处一团糟。好比蚂蚁窝子破，纷扰忙乱，无以复加。从前宋室南渡，明末播迁，当亦不过如是！”此时的蒋介石虽然还未被推定为国民党总裁，但实际上已经是实际掌控者，国民党表现让人失望，蒋介石自然脱不了干系，陈克文等人表达不满的同时，又对国民党的崛起抱有深深期望。
对于蒋介石的内政外交，陈克文也在日记中有自己的评论和见解。对于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和精神总动员，他认为“精神总动员的发动已经三个月了，似乎看不出甚么效果来，比之新生活运动似乎还要落空。新生活运动因为有具体的工作，许多地方实在收过相当的效果，精神总动员实在是太抽象了，即有效果也是不容易看得见的”。陈克文自己的思考是：“（1）我们做精神运动，千万不要只做精神生活运动，不要忘却了物质的建设；（2）新生活的真义不是将一人的生活标准降低，是要提高，不是把现在农夫和工人的简单吃苦的生活做一般人民的生活标准，所以要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标准，才算达到新生活的真目的；（3）现在新生活的许多项目如清洁、秩序等，都可以由政府执行其应有的职务和法令，以强制的方法达到目的”。这体现了陈克文作为事务官注重务实的行事风格，也是对蒋介石某些政策尚虚表示不满。
1943年，盟军在战场上已经逐渐扭转颓势，开始转入反攻。而此时的蒋介石对于自己推行的行政三联制颇为关注。陈克文在5月28日的日记中记载：“目前英首相、美总统正在华府忙于讨论进攻轴心的政略和战略，国内湖北、湖南的战事形势也日见不好，但我们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却忙于行政三联制的讨论会，作长篇的演讲，作行政技术的研究和改良。希老说这和南宋时代，敌已渡河，宋之朝臣正忙于争辩孔门弟子配享问题一样，实可为太息。”此处姑且不论蒋介石对于强力推行行政三联制的意义，但就陈克文本人而言，没有对朋友的观点表示反对，一定程度也表明他也认为这是蒋介石没有抓住问题症结的表现。
对于蒋介石的亲力亲为做事风格，陈克文也深有体会。一方面，陈克文认为这能够推动某些工作的进展：“他老人家不惮烦的，自己再三出席指示，这不只表示他对于这件事的重视，也表示他的做事方法。做领导的人能够多和执行的人接近，多给他们鼓励，事情的进行才能够切实敏捷。”但领导人这样亲力亲为终究也有问题，1944年2月25日，在行政院处务会议上谈及1943年行政院办理蒋介石手令等工作时，陈克文就认为“病源所在，便是用人违反了组织的原则。从蒋委员长起，国民党许多领袖都犯这个毛病，他们用人都喜欢把一切的工作人员变成自己的直接部队，直接指挥，直接监督，直接考核，全违背了分层负责，权限分明的组织道理。他们只管整天责备人，整天嚷效率低落，以他们的作法，真是缘木而求鱼，永远得不到问题的解决的”。陈克文对蒋介石行事风格的见解还是相当深刻的。
大凡历史巨大变动之时，民众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人物能够应对非凡之事。尤其是在关系民族危亡的战争期间，领袖人物的决断与政策往往会引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走向，中国也概莫能外。抗战期间，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实际最高掌权者，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中国这艘大船的航向。领导人的一举一动已经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可能影响整个国家的变动。因此，在战时中国，抗战领袖自然而然地成为广大民众希望的寄托所在，正如陈克文在1937年12月21日所说，“假使领袖辈没有好办法，党和政府恐非渐就解体不可。大概今后要靠少数百折不挠的中坚分子，将组织严密起来，才能够于百败之余，求得最后之胜利”。但是，陈克文作为中层官员，并不是简单地盲从领袖，他在实务工作中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他的所思所想，有不少是切中时弊的。1944年，国军在豫湘桂战场上屡遭失败，9月6日，陈克文针对这一问题曾评论道：“抗战头两三年，在武汉和初到重庆时，蒋委员长常公开的说‘我们的军事绝无问题，所忧虑的在我们的政治能否配合得来’。照最近河南和湖南的军事失败情形看，我们过去几年的军事行政不只是有问题，而且是腐败得不堪。所以这些失败，实在无法说是由于政治不能配合而生的。说到责任，不只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的何应钦要负全责，委员长本人也不能置身事外。”话虽委婉，但不能不说是痛斥心扉的总结，足见战时国民党形象的不断衰落。对于1945年召开的国民党六全大会，陈克文由于亲自参加了代表竞选，体会颇为深刻。由于派系纷争，六全大会代表的竞选办法“不伦不类”，提案“幼稚粗浅的占绝大多数”，会场秩序“确和商业交易所无异”，“假使没有总裁三四次有力的指导演说，大会里纷岐复杂和左倾幼稚的意见，真不知如何能得到结论出来。总裁对于选举的指导，虽然不免错误，且欠民主精神，对于决定政纲政策的指导，确是真切不移的。这样的一个庞大复杂的党，没有他的领导，恐怕立刻要陷于分崩离析的境地。除了他之外，现在似乎还没第二个人可以继起，可以在党内取得领导地位的”。这段评论既显示了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激烈，也比较中肯地评价了蒋介石对于国民党不可替代之意义。
结语
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取得的第一次彻底胜利的战争，早已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对于未曾经历这一战争的后来人而言，我们更多为其悲壮而感动，为其恢宏而铭记，作为个体亲历者的所见所感往往湮没于这一宏大叙事之中。陈克文日记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记录，使我们从中可以感知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恐惧、焦虑、无助以及期盼，在五味杂陈中回味那既可歌可泣，又不堪回首的一页。正如清人魏禧所言“事后论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事后论人，每将智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极易”，身在社会不同层级的人，对于战争的观察和体会是不同的。这就犹如站在山巅之人与在山腰或山底所见景物可能全然不同，要观其全貌，既需要山顶之人“一览众山小”的高瞻远瞩，也需要山底之人“坐井观天”的具体观察，同样也需要山腰之人所见“层峦叠翠”般的连绵起伏。而陈克文正是在那“山腰”之人，在其位置能够看到我们在山顶或山底都见不到的“风景”，其视角自有其独到之处。
陈克文仅是那一恢宏中夹杂着太多苦难的历史见证者之一，不如蒋介石那样具有能够改变国事的地位与权力。一叶既可障目，同样，一叶也可知秋，作为个体的陈克文所载日记或许不如蒋介石日记那般显赫，但正如张太原所讲，“从个体生命的角度看历史，并不是不要探求历史的宏观系统和理论框架，而是要在这样做的同时关注个体生命的状态，让无数个体生命的感知作为全局或整体的一种支撑。”笔者仅就陈克文日记去观察抗战这一伟大活剧，也是“从个体生命的角度看历史”的一种注脚。陈克文在竞选国民党六全大会代表失败后，其友彭徐浩谈陈克文竞选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平日过于重视日常工作，以致社会显露姓名的机会太少”。陈克文也认为“这话颇有道理，要做一政治家恐不能不如此，做一个事务官自无须如此”。此后，陈克文曾总结自己在行政院十年工作中“思想已流于保守，态度过于稳健，不适合斗争的生活”。这一总结比较准确地概括了陈克文所处之地位及其所记之价值。确实如其所言，作为事务官，虽然抛头露面的机会少，也不用思考过于宏观之战略和政略，但作为行政院中层事务官，不仅上下接触层面多，且能亲自感受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与弊，这是在上层可能难于真正掌握和感受到的。浏览同一时期作为蒋介石高级幕僚的王世杰和唐纵等人的日记，可以明显感受到其中关于国际局势演化的分析、国共政争的应对等较为重大的时政占据相当篇幅，而类似于陈克文日记中关于物价之详细记载、朋友打牌娱乐那样生活化之场景则相当匮乏。这正是身在不同层级的人所留下记载之差异，也是其价值之所在，陈克文日记无疑丰富了我们对抗战的观察和思考。
原文发表于《近代史学刊》第18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