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间势力作为抗战时期中共统战的重要对象，其不同组成部分在中共中间势力统战中的地位具有不平衡性。中间党派因其因自身的独特特质和大后方在中共战略中的地位演变逐渐成为中共中间势力统战中最重要的统战对象。这是中共理论创新与其在大后方力量的有限性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共抗战时期民族视野与阶级视野有机融合在统战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大后方 中间党派 中国共产党 地位

抗战全面爆发后，面对民族强敌，中共一再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中间党派也就自然成为中共统战的对象之一。学界关于中间党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中间党派自身发展的历史； 二是中间党派的党际关系，主要是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三是中间党派与战时中国政治的关联。相关研究蔚为大观，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已有研究中，中间党派或湮没于中间势力中被等量齐观，或被视为中共的政治盟友，抗战之初就被中共视为关键对象，对于中间党派如何从中共中间势力统战的边缘成为中心这一演进过程及中间党派自身特质并未深入探讨，这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旨及其价值所在。

一、抗战初期中间党派在中共中间势力统战中的地位

中共对中间势力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对中间势力采取的政策多是以排斥为主，随着1930年代日本侵华的步步紧逼，中日民族矛盾成为当时最主要的矛盾，深刻影响了中共对中间势力的认识变化。

1937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为左翼集团、中间集团、右翼集团三种势力。中共的任务之一就是“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中共在这里提出了“中间集团”的概念，没有再把中产阶级区分为此前的左翼和右翼，且把上层小资产阶级纳入中间集团，显示中共中间力量范围扩大的趋势，中间党派总体上属于中共所界定的中间集团的范畴。

中共尽管抗战之初提出了争取中间集团进步和转变的任务，但中间党派此时并未引起中共重点关注。中共虽一再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分的多样性，作为坚持抗战的中间党派自然也包括在内，但因战事繁忙，抗战初期中共更多关注军事方面，因而其统战的着眼点在国民党。1937年12月建立的长江局所属民运部下设文化教育组、妇女组、青年组、党派组、新闻组，部长由董必武兼任，妇女组有邓颖超、孟庆树两人，其它组特别是党派组未有一人专司其职；而同期设立的参谋处下设友军工作组中对各系友军工作有详细分工并有专人负责。这既与当时工作人员缺乏有关，也是当时中共以国共合作为中心，对其它政治力量尚注意不够在组织机构上的表现。

这一点在1938年5月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所作报告中也有明显体现。报告指出中共当前最基本的任务是“防止和克服中国政府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以一切努力，争取中国能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在目前最最中心的一环，是推动国民党、政府及军队”努力作战，“以达到破坏敌人第二期进攻计划。”任弼时在对国内其他党派介绍时，只介绍了第三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对另外具有政治属性的派别如救国会、职教派等均未提及，且把国民党内的一个派别政学系与一个单独的政党——国家社会党并列的提法也并不适宜。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共对中间党派还未有足够的认识，也未进行深入的分析。

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而此时中间党派的主要力量已转移到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这与中共的战略重心不符，包括中间党派在内的整个中间势力还未引起中共的高度重视。

二、国共关系演变与中间党派地位的上升

中共对中间党派的重视首要表现为中共对中间势力问题的重视。

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国共摩擦增加，如何扩大自己的政治阵营以便在国共关系恶化时使自己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成为中共思考的重要议题。1939年8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南方局工作存在的弱点提出要向中产阶级发展统一战线，周恩来也认为过去偏于联蒋，对中产阶级联络不够，如黄炎培、梁漱溟等的联合工作做得不够。1939年11月下旬，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指出，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组织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和顽固派都有区别，至今仍是中共较好的同盟者，因而对于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政策“完全必要”。中产阶级的主体是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又是中间党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重视民族资产阶级就不能不重视中间党派。

正是因为中共对中间力量在时局转变中的重要性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促使中共在 1940年提出了中间势力的概念并不断扩容，从1940 年3月的“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三部分到同年5月的“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七种。中共虽明确地把中间党派列入中间势力，但并未指出各个组成部分在中间势力中的地位。

中共因统战的需要又促使中共在理论上对民族资产阶级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这种新认识集中体现在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新理论，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对民族资产阶级有了新的认识。唐纵后来认为，“主张保持私有财产制度并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中共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一个转变在中国收得很大的效果，后方许多工商界和国民党内部失意分子，过去对于共产党恐怖的心理，已完全改观”。同时，大后方在中共战略地位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二者深刻地影响了中共对中间势力的认识及中间党派在中共中间势力统战中的地位。

1940年，大后方在中共战略中的地位也出现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在 8 月初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将国民党统治区域列为中央注意的第一区域。毛泽东的这个意见，是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放到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突出地强调了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周恩来就此提出对中间派的四点方针：“扶持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有合法的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照顾小党派利益成为单独一条，但其它三条与中间党派也密切相关，中间党派集此四条方针于一身，无疑体现了其在中间势力中的重要地位。

至此，中共在地域重点与政略重点都集中到了大后方。大后方在中共总体战略中的地位提升与中间党派战时主要活动区域就是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使中间党派在地域上与中共工作重点有了共同的交集。其次，在中共所界定的中间势力 7个组成部分中，在大后方除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内的中间派外，其他均是小党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小党派最具有包容性和组织性，争取中间党派也就是争取了其他部分，这是其他中间势力所不具备的优势，对中共开展统战工作极为有利。

正是因为上述因素，中央统战部在 1940年11月2日发出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惟各党派（从国民党、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至救国会、职业教育社、生活教育社、乡村教育社及各地方实力派）各友军”，明确指出三党三派为统战的主要对象之一在此前的中央文件中极少提及，这是中共以大后方为重点在统战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也表明了中间党派在中共统战工作中的地位。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间党派力图在国共之间扮演调停者，尽管调停的结果并未达到其初衷，但中间党派的影响力及其政治倾向在此次调停中却得到了充分显示，引起了中共的高度重视。中共在此期间加强统战活动的主要对象就是各中间党派，所采取的措施也是为“拉住各小党派，争取民主，以为难国民党”。中共在1941年3月底的党内文件中对中间党派在此期间的表现进行了点评，中共党内正式文件中对中间党派专门评价这一现象，说明中间力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已经具备了一定分量。这也意味着中间党派在中间势力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并得到中共的认可。

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标志着中间党派的整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民主政团同盟的核心纲领为“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这是中间党派自身追求国家统一、民主团结的内在要求，也符合中共先追求政治民主，再谈军队统一的一贯主张。使中间党派与中共有了更利于合作的政治基础。周恩来在1942年也总结认为中共在重庆时期统战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其中之一即为对小党派的统战。

1944年是大后方人心转变的重要一年，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场上丧师失地，引起大后方民众一片哗然。中共审时度势，提出了组织联合政府的号召。在这一口号提出过程中，中共曾与中间党派商讨提出的方式，作为牵动抗战后期中国政局的一个重要举措，中共此举已经超越了照顾同盟者利益的问题，更是中间党派在中间势力中重要地位的体现。

中共联合政府的口号符合中间党派的政治利益并得到热烈响应，进一步密切了双方在政治上的相互合作。他们或亲自演讲呼吁，或撰文分析，或多方联络，为实现联合政府摇旗呐喊。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使其吸收对象更加广泛，力量也大大增强，在中国政坛上形成仅次于国共两党的第三大党，成为中共中间势力中最重要的统战对象。

抗战胜利前夕，中间党派代表黄炎培等 6 人的延安之行尽管未能解决国共分歧，但成行本身即说明中间党派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已不能不为中共所重视。

从中共在抗战时期对中间党派政策演进的历史考察来看，中间势力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中共统战中的地位是不平衡的，中间党派成为中共中间势力统战的中心也并非一蹴而就，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从时间上看，1939年下半年中共对中间力量开始引起注意，至 1940年下半年，中共在政策上开始确定中间党派为大后方中间势力统战的重点与核心；从事件上来看，中间党派在皖南事变后的调停与中共关于联合政府与中间党派的呼应是其成为重点与中心的标志性事件。

三、中间党派成为中共中间势力统战重点与中心的内在特质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视野下，中间势力均是中共的统战对象。握有军队的地方实力派为何没有成为中共中间势力统战的中心？ 中间党派的哪些特质使其能够成为中共中间势力统战中的中心？

作为中共大后方三大统战对象之一，地方实力派确是中共中间势力统战的重要对象，但却不是其中心。地方实力派是唯一拥有军队的中间势力，在军队就是实力的民国政治逻辑中，地方实力派的确占据重要的席位。抗战之初中共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相当重视，中共也曾于1940年8月19日发出指示：“争取二百万友军的继续抗战，是今天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中心的工作”。能否就此认为争取地方实力派是中共中间势力统战的中心呢？

在中共视野中，地方实力派除共同抗日外，在建立民主政权方面并不愿与中共合作，对顽固派也只能是暂时中立，究其根源，“因为他们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阶级视野下，地方实力派是不符合中共的阶级观的。从大后方政局来讲，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重心西移，对西南地区的地方实力派采取收买、分化等种种措施，对他们的控制已经大大加强。如潘文华下属一师长刘树成欲聘请一名家庭教师，也被蒋介石侦知并要求潘文华“明告其不可为共党无形中利用”。在如此严密的控制下，地方实力派在许多事关国共关系的重大问题上仍然不得不与国民党当局保持一致。从联络的方便程度而言，中共与地方实力派只能秘密联络。从中共抗战时期对国民党政策来讲，中共一再强调不在友军中发展党的组织，不以推翻国民党政权为目的，对国民党军队的渗透更多是着眼战后。因此，中共对大后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虽然也是中共上层统战的重要内容，但并不是其中心。与地方实力派相似，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也是中共在大后方重要的统战对象，但同样与地方实力派有着类似的特点。

中间党派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共中间势力统战的中心，其拥有的下列特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一是中间党派代表的广泛性。从成员组成来看，这些党派均不是单独某一阶级组成，往往是多个阶级的阶级联盟，其成员大多以知识分子为主。特别是抗战时期大量高校西迁，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也随之迁往大后方，这部分人虽然人数不算太多，但却代表了当时社会上相当一部分社会精英，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从阶级属性讲，他们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共的阶级视野下均是同盟者。就政治态度讲，“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动摇”一词看似

贬义，但相对于“顽固”而言，它又意味着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从地域来讲，中间党派的活动中心在大后方的主要城市，这与中共在大后方重点在城市做上层统战工作相吻合。

除中间党派成员自身的多样性和代表性外，他们同国共两党及其他中间势力之间都有非常密切的往来，其“桥梁”作用不可忽视。一些社会精英、士绅名流尽管不属于具体某一派别，但政治倾向大体相同，同中间党派有密切的交往，部分地方实力派人物甚至也加入中间党派。同时，他们还拥有自己的舆论阵地。联系广泛，社会地位较高，加之拥有宣传阵地，使得中间党派在抗战时期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二是较强的组织性。学界一般按照周恩来的说法，认为中间派是最无组织的，这是就中间势力总体而言，但在中间势力中，中间党派无疑又是组织程度最高的。尽管与国民党和共产党这样有高度完善组织的政党相比，他们的组织程度还相对较低，但与其他更为分散的中间势力相比，他们无疑又是组织程度较高的。如中国青年党，“其在四川各县均设有县党部，县党部之负责人，多为各该县之县长或县府秘书科长”，“所有各重要县份几均为该党所掌握”。中国国家社会党除陕甘等省外，均有省党部组织。在抗战中，中间党派自身的组织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从最初分散的几个小党派到中国民主同盟，到仅次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大党。由于大后方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尽管中共在大后方的组织力量较抗战前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但总体而言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中间党派的有序性极大地方便了中共的统战工作。

三是更为宽松的公开性。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以中共为主的各党派采取的是事实承认，法律否认的做法，各党派都存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追求党派合法平等成为中共及中间党派的重要诉求。但中间党派没有掌握军队，对国民党政权不构成直接的挑战和威胁。军队对于中共是事关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但对中间党派来讲，由于没有军队，在国民党方面恰恰可以降低其恐惧防范的程度，其公开程度及行动自由较中共而言更为宽松。同时，国民党在抗战时期为拉拢中间党派打压中共，对其控制程度也相对较松。1944年11月10日，在蒋介石官邸开会讨论对各党派态度时，与会者提出“对共党以外之各党派应采宽放政策”，“对民主同盟，分合不加干涉，听其自然发展”。

由此可见，中间党派在大后方较之中共有相对宽松的环境。而中共在大后方高层有较大的活动自由，基层则受国民党打压。这种状况为中共与中间党派沟通协调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风险程度也相对较低。

四是政治利益的共同性。中间党派的政治观点与中共存在程度不一的差异，甚至个别中间党派抗战时期仍然有反共的倾向，但在民族危机面前，各党派最主要的是求同存异。由于中共与中间党派均为在野党，双方除在坚持抗战方面有共同目标以外，在追求民主政治，反对国民党一党训政方面也是相通的，尽管中间党派也有“企图利用进步派和顽固派之间的矛盾以达其目的”。中共的这种分析非常符合中间党派的实际情况，是中共视中间党派为中间势力重点的政治基础，也是战时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在党派关系上的重要体现。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基础上，中共能够与中间党派携手合作。中共对中间党派孜孜以求的宪政予以大力支持。1944年11月，中共与民盟商定，要点为“双方不得对国民党妥协合作，如有谈判，得互相通知，互相同意后始得与国民党成立协议，凡中共有所主张，不违背民盟原则者，民盟有支持之义务，如双方主张意见有相左者，可不公开发表”。双方合作达到抗战以来前所未有之高度，国民党方面视民盟为“中共御用之工具”，从侧面说明中间党派在中共中间势力统战中的地位。

通过抗战时期中间党派在中共统战中从边缘到中心地位的演变，可以看出，在事关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抗日战争面前，中共根据战争形势与国内政局的变化，在实践中勇于理论创新，及时修订自身政策，不断拓展中间势力范围，从而增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包容性，使得中共对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中共在对中间势力统战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以中间党派为统战的重点和核心，对战时、战后大后方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原标题为《从边缘到中心：抗战时期中间党派在统战中的地位演变》，发表于《求索》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