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晋察冀边区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根据地，被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宣传坚持抗日及治理理念的极佳样本。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报刊宣传、图书介绍，以外国人为主的实地观访等路径，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宣传晋察冀边区的主要形式。与陕甘宁边区相比，晋察冀边区的宣传定位、宣传重点等均有所不同。通过对晋察冀边区的全景式的报道，不仅展示了边区的良好形象，也向大后方乃至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共产党抗战路线及政策的先进性和可行性，有力地支撑和配合了战时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形塑先进善治政党形象的需要，有助于提升战时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

关键词：抗战期间； 晋察冀边区； 大后方； 宣传； 模范

晋察冀边区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它是以聂荣臻115师一部为基干，以五台山为中心，在河北、山西、察哈尔三省交界地区创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晋察冀边区的研究已有经年，成果丰硕。检视已有研究，主要是围绕边区自身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研究视角以内部审视为主，而对于晋察冀边区的外部传播尤其是在大后方的宣传，却付诸阙如。有学者指出，借鉴新兴史学理论，对“抗战期间的各种力量，国民党、共产党、日军、伪政权以及美国、苏联等强国之间是如何相互认识、形塑乃至想象”即是研究方向之一。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展示其坚持抗战理念和局部执政绩效的绝佳样本之一，是战时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宣传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本文着力探讨两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宣传报道晋察冀边区的主要路径及重点是什么？与陕甘宁边区相比有何特点？通过上述问题的分析，管窥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形塑自身形象的努力及成效，透视战时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与其壮大之关联。

一、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报刊宣传

近代以降，报纸杂志在社会舆论与政治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的机关报，在宣传报道晋察冀边区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形成了鲜明特点。

一是报道较早且集中报道。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刚刚成立，《新华日报》在2月14日就刊登公布了边区成立情况。报道突出边区成立的必要性是“为了巩固抗日根据地”“突破敌人的包围”“统一边区的军事行政财政经济”“建立边区的统一临时政权”。在晋察冀边区的报道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938年8月26日至9月16日，《新华日报》连续20余天（8月27日以社论形式介绍，9月4日无）刊载著名记者陈克寒所写《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系列通讯报道。报道分为二十个专题，全景式展示了边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各个方面。作者认为其产生的客观因素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中日两国国情的相关论述；而主观因素则离不开“八路军负责人之有伟大远见”及“有计划性的艰苦工作”。作者特别指出边区政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式，民主且适合战时需要，能够真正改善人民生活且廉洁。

二是重点报道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斗争。华北是敌我斗争的前线，也是中国共产党军队与日伪作战的最主要区域。通过宣传报道中国共产党军队在华北前线的作战是形塑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重要内容，而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则是华北抗战报道中的重中之重，也是其宣传的重要特点。

在1938年9月前后，正是武汉会战的关键时期，《新华日报》突出报道两大战场的相互配合。晋察冀边区的地理位置决定其正是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支援正面战场的典型，其快速壮大和抗敌成绩，被中国共产党视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最进步的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将来反攻日寇最好的前进阵地”。《新华日报》在报道华北战况时，常常将晋察冀边区军民的抗敌动态放在最前面。以1938年10月为例，新华日报专门报道晋察冀边区军民粉碎敌人进攻的新闻稿件高达71篇。苏联红星报也发表评论，晋察冀游击区的存在和发展“乃证明中国人民之力量，及日本侵略者之必然失败”。同时，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了解日军作战特点的重要窗口。这些评论平实客观地分析了日军之优劣，有助于后方群众了解日军，增强了战胜日军的信心。《新华日报》指出，“华北胜利无疑给少数悲观论者以事实反驳，同时兴奋了全国军民”。除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报纸对晋察冀边区的大力宣传外，其他报刊对晋察冀边区也有相关的报道。黄克诚曾在《群众》上介绍了边区概况，开篇即指出晋察冀边区的重要作用，是华北抗战的“重要支点”和全国总反攻的“前进基点”。中间力量所办刊物也不时刊登有关根据地情况的报道。进步的政论刊物《全民周刊》认为晋察冀边区已经成为“支持华北长期抗战很重要的一环”。陆定一在东北救亡总会所办刊物《反攻》上介绍了晋察冀边区粉碎敌人进攻的经验。

晋察冀边区在大后方宣传报道过程中，还有一种并非中国共产党所为，但在客观上却传播并扩大了晋察冀边区在大后方影响的“特殊形式”，即国民党方面的歪曲报道。尽管从动机上讲是试图打击中国共产党，但从新闻传播的角度讲，它同样是扩大受众的一种手段。如有刊物否认边区的民主和合法性，指责中国共产党所谓“破坏团结统一”，但作者又不得不承认边区的建立是“河北陷落，山西告急的时候”，边区的范围是“相当广大的”。这些报道客观上无疑在告诉大后方民众，中国共产党军队不仅在抗战，而且还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报道带来的效果可能超出了作者的主观意愿，后世研究者尤须注意那一特殊时代环境下的话语表达形式及效果。

二、书籍对晋察冀边区的宣传

除报纸杂志外，书籍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宣传晋察冀边区的重要手段之一。介绍晋察冀边区的书籍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晋察冀边区各出版机构出版的有关书籍；一类为边区以外的人士到边区采访考察后所写关于边区的相关书籍。

晋察冀边区各级新华书店在抗战期间翻印、复印及出版了大量书籍，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大后方以各种方式传播。1939年5月，由聂荣臻署名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在延安、重庆两地公开发行，“成为第一本系统介绍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专著。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曾突破重重障碍，到晋察冀边区考察6个多月，途经15个县，500多个村，遍访军政民各界，参观了许多工作单位，最后写了《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全面介绍了晋察冀边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运等各个方面。李公朴认为，晋察冀边区取得的光辉灿烂成就“并不是一个谜，也不是一个奇迹，而是在团结的旗帜之下坚持抗战到底可以预期的结果”，是一个“三民主义新中国的雏型”。此书在大后方的发行产生了很大影响。著名作家周立波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曾奔赴华北前线，在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边区工作。他根据其在边区的见闻，写下了著名的《战场三记》之一《晋察冀边区印象记》。该书包括《从河北归来》《徐海东将军》《聂荣臻先生》等26篇文章，记述作者抗战初期在晋察冀边区的见闻。此书背景正是华北大片国土沦陷，日本借机宣传所谓胜利之际，而周立波认为事实上全不如此，“华北不但没有沦亡”，八路军及游击队等“不但没有退出华北一步，而且在那里建立了许多巩固而又广大的抗日根据地”。该书在大后方也有相当的发行。

三、外国友人对晋察冀边区的宣传

晋察冀边区相距大后方如此遥远，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新闻报道又容易被大后方一部分人认为是自我的夸大宣传。因此，能够超脱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人士亲自参访晋察冀边区，其介绍更易于获得大后方社会各界的认同。在实地参访晋察冀边区这一过程中，部分外国人发挥了重要的角色，主要是1944年中外记者团中的几位外国记者，如斯坦因、爱泼斯坦等。其著作大多是首先在国外出版，抗战胜利结束后才在国内翻译出版，关于边区的报道主要是新闻稿的形式。林迈可曾说，“到游击区的外国访问者被认为是最好的宣传者，因此我们被当作大人物来对待，并被引导着在这一地区周游”；爱泼斯坦也说，“最出名的解放区，也是欧美人士访问最多的解放区是晋察冀边区”。

据聂荣臻回忆，最早来晋察冀边区的国际友人，是美国军官卡尔逊。他于1937年至1938年初去华北考察过两次，并深入晋察冀边区进行采访。卡尔逊根据其考察情况所写的英文原著于1940年在美国纽约出版，上海民光出版社于1941年以《中国双星》的书名出版。卡尔逊的著作如穆欣所言，“这是抗战初期最早出版的少数几本着重介绍八路军和敌后游击区著作中的一本，又是出自一个具有军事眼光的外国军人的手笔，更加显得难能可贵”，“这本书应时在美国出版，曾经引起巨大的震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卡尔逊的经历在大后方的外国

记者群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安娜认为“他是目睹共产党的军队以及游击队的战线的第一个外国军人”，卡尔逊的行动“确实是非常令人惊叹的举动”。

到晋察冀边区最为出名，并广为人传诵的外国人当属白求恩和柯棣华，尤其是白求恩。他不远千里来到晋察冀边区，并牺牲在边区。白求恩逝世后，《新华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相关悼念电文，并刊登回忆纪念白求恩的长文。去晋察冀边区的外国人中，林迈可也相当具有代表性，他于1938年4月至7月第一次来到晋察冀边区，当时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蓬勃的宣传运动及群众组织”。1939年夏天，林迈可再次来到边区，认为比1939年以来“有显著的进步”，而“最重要的进步是民兵的组织及他们最主要的武器——地雷的使用”。作者认为，限制晋察冀军民努力的因素是粮食和军火，“今天同盟国还未给八路军以他们需要的比较少数的军需供给，是同盟国家对日作战努力中物资分配的失策”。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班威廉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辗转到达晋察冀边区。他认为“边区的事业，是将要在未来的上下古今的历史上，形成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革命的奇迹”。

由于实地考察的外国人士非国非共的特殊身份和立场，其相关报道在大后方更易引起关注和共鸣，对于晋察冀边区在大后方的形塑乃至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塑造都有所增益。

四、陕甘宁边区与晋察冀边区在大后方宣传的比较

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中，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是颇有代表性的两个地区。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宣传报道这两个边区时也体现出不同的特色。

一是在定位上，二者同中有异，侧重不同。二者皆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抗日根据地，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宣传形塑自身政治形象的重要内容，也是国民党宣传防范的重点。尽管都很重要，但两个边区的定位侧重不同。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的政治中枢，其政治地位是首要的，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宣传形塑陕甘宁边区时，着力将其形塑为中国最民主、最进步，贯彻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最为彻底的地区。而晋察冀边区的定位如前所述，是“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里突出了两个重点，首先是抗日。晋察冀边区所处位置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斗争的前哨，是体现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最好样本，因此在大后方形塑晋察冀边区过程中，着力体现其抗日业绩是宣传重点。其次是突出统一战线方面。由于晋察冀边区地处敌、顽、伪相互交错的复杂环境，远比陕甘宁边区复杂，故特别要调动多方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生存、立足并发展。正如晋察冀边区代表大会所提到的，“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是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包含着各党、各派、各阶层及各种民族分子”。

二是在媒体报道数量上，陕甘宁边区长期维持高位态势，晋察冀边区则呈现出前高后低的趋势。此处以《新华日报》为例，以政治类和经济类报道数量比较两大边区的情况。

表1 1938年至1945年陕甘宁边区与晋察冀边区政治经济类报道数量一览表

年份 陕甘宁边区政治类报道 晋察冀边区政治类报道 陕甘宁边区经济类报道 晋察冀边区经济类报道 备注

1938年 11 24 8 4 经济类的4篇包含在8-9月晋察冀边区连载中

1939年 6 6 16 无 华北解放区政治类共19篇，解放区经济类共29篇

1940年 7 8 13 6 华北解放区政治类共38篇，经济类共44篇

1941年 17 2 15 2 华北解放区政治类共9篇

1942年 41 4 19 6 解放区政治类共85篇，经济类共66篇

1943年 10 5 31 5 解放区政治类共36篇，经济类共有113篇

1944年 51 1 51 4 解放区政治类共140篇，经济类共195篇

1945年 30 1 13 1 解放区政治类共125篇，经济类共60篇

资料来源：新华日报索引编辑组编：《新华日报索引》（1938—1945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63—1964年版。

表1数据由于某些篇目的具体划分可能会有不同，但足以反映基本的趋势。从统计数据来看，有关陕甘宁边区的报道始终处于高位运行，这与前述对陕甘宁边区的定位体现了同一性。晋察冀边区则呈现了高开低走的态势，这是因为在1938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有限，而晋察冀边区开辟最早，故较为集中地报道，而随着战争进程的逐步发展，中国共产党开辟了越来越多的抗日根据地，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对晋察冀边区的报道。

以上是就政治经济类报道而言，如果从军事报道来看，晋察冀边区无疑占有绝对优势。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最接近华北的根据地，是敌后山岳地带和平原地带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典型。林迈可就认为，尽管他也喜欢延安，但与他工作的华北根据地相比（主要是晋察冀边区），“延安有点逊色，他们认为华北根据地‘是实在的东西’”。所谓“实在”，应该是说这里更能呈现整个抗战的全貌。由于晋察冀边区位于平汉、平绥、正太、同蒲四条铁路之间，是中国共产党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战场之一。1940年8月至12月，晋察冀边区部队就有46个团参加了闻名全国的“百团大战”，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打破了敌人的“囚笼政策”，给全国人民以巨大鼓舞。它是抗击日军和牵制伪军的重要区域，是打破国内宣称中国共产党“游而不击”不实论调的重点和典型。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反“扫荡”经验的重要样本，认为“晋察冀边区的反扫荡大战，写下了中国抗日战争史最光辉的一页”，介绍了反“扫荡”斗争应当采取的五项政策。

在书籍介绍方面，大后方流传关于陕甘宁边区的远胜于晋察冀边区。据笔者对1938年4月至1943年10月国民党查禁书刊目录中有关陕甘宁边区著作统计来看，直接相关者即根据书名即可判断出是以陕甘宁边区内容为主的书多达25本。而同一时期，书名直接带有“晋察冀”字样的书籍只有3本。当然，不少著作在论述游击战时，内中可能有关于晋察冀边区的内容，但如果根据书名判断这种显性分析来看，大后方流传的有关陕甘宁边区书籍要比晋察冀边区要多得多，这一结论当属成立。可见，陕甘宁边区与晋察冀边区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宣传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定位不同，在大后方的宣传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五、结语

政党作为近代政治的产物，良好的政治形象有助于其实现自身政治目标。政党形象的塑造自然离不开宣传，通过宣传报道，根本目的是希望在社会公众中树立政党所需要的公共形象，以实现该政党的战略目标。众所周知，抗战期间是中国共产党实力壮大的关键阶段，时人及后世学者也更多地关注传统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军队人数、控制区域、武器装备、政权建设等我们能直观感知的“硬实力”，而中国共产党形象在社会公众中得到认同和理解的“软实力”或一笔带过，或湮没于中国共产党壮大的宏大叙事之中，关注不够。既往关于《新华报道》对根据地的报道，少有对抗日根据地的具体分析。因此，晋察冀边区在大后方的宣传，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新闻报道或观察采访，而是希望借此把中国共产党形塑为代表国家民族利益，坚持抗战民主，引领时代潮流的先进政党。唯如此，才能获得民心，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政略。

梳理晋察冀边区在大后方宣传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媒体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这是战时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的特殊形势所决定的，它为大后方民众提供了一个中国共产党治理下可以想象的地域空间。而中外人士到晋察冀边区的实地采访，既能亲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效，又为进一步理解中国共产党理论与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使受众从平面媒体带有写意的想象与实地观访的具象得到了有机融合。尤其是外籍人士到晋察冀边区的实地考察，不仅为大后方民众了解晋察冀边区呈现了一个新的视角，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扇窗口，对于战时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塑造也作出了相当贡献。

（原文发表于《广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