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 | 论 “红岩精神 ”
红岩精神体现为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 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

周勇 | 论 “红岩精神 ”

2021-07-06 来源: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摘要:红岩精神体现为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红岩精神在中国革命精神中独具个性,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与作风,特别是延安精神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充分展示和伟大升华,是中国共产党精神宝库中独具风采的璀璨明珠。

关键词:周恩来;南方局;红岩精神

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3-0004-07

《论“红岩精神”》发表于《探索》2009年第3期

 

红岩精神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初期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中锤炼形成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冠名“红岩”是因为南方局的驻地叫“红岩村”。

红岩精神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长期以来,它或者被忽视,未能并列于中国革命精神之中;或者被误读,与小说《红岩》混淆起来;更为普遍的是,满足于一般概念化的描述,而缺乏科学理性的研究。因此,需要厘清许多基本问题。为此国家社科基金专门立项资助研究这一课题。本文即为这一课题的核心观点,发表于此,以纪念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70周年。

一、“红岩精神”的提出

红岩精神贯穿于南方局从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初期,在国统区充满艰难险阻的斗争历程,渗透于所创造的历史功绩之中,早已在群众中传颂,历时40年之久。1985年10月14日,原南方局领导成员邓颖超同志重返红岩,深情回顾当年的革命岁月,才写下了“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题词深得人心,首先是深得重庆人民的普遍拥护,引为骄傲。而“红岩精神”也由此正式冠名,并成为一个固定词组,传扬开去。

1991年4月16日,江泽民同志第一次视察重庆,在瞻仰了红岩革命纪念馆后,亲笔题词:“发扬红岩精神,沿着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道路前进”。2002年5月,江泽民同志第四次视察重庆,对红岩精神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培育和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社会要大力弘扬红岩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在新世纪继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是代表党中央对“红岩精神”的第一次阐述,充分肯定了“红岩精神”在党的历史和民族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指出了“红岩精神”的时代意义和对全党全社会的巨大作用。

2002年10月,胡锦涛同志在重庆考察工作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继承和发扬伟大的‘红岩精神’,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真正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以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这个讲话,是在新形势下党中央对继承和发扬“红岩精神”的伟大号召。

二、红岩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实践基础

红岩精神的产生,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接相连,与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处的特殊环境、所进行的特殊的斗争紧密相关。

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历过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的洗礼,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把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统一起来,提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相一致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因而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抗日战争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两大基本问题,一个是如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一个是如何通过抗日战争在中国实现政治民主,以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这两大历史任务神圣而又沉重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肩上。同时,举国上下,民心所系,民意难违,中国一切政党、政治派别也都必须回答“抗日”和“民主”这两个重大的历史课题,而这也就为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准备。

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但是国共之间除了抗日,在其它政治问题(尤其是民主问题)上没有共同点。国民党是执政党,控制着中央政府和绝大部分地方政权,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和占绝对优势的军队。虽然被迫同意共同抗日,但顽固坚持独裁,坚持“溶共、限共、反共”,不断制造政治军事磨擦,企图在抗战中消灭共产党的力量。而共产党没有合法地位,为了自身的发展,在坚持抗战的同时,也不能不对国民党展开有理有节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就引出了许多复杂问题和尖锐矛盾。不解决这些问题,国共合作就不能持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可能瓦解。

面对这种危机,两党之外的中间势力便成为决定双方力量对比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吃过“左倾”路线的亏的。现在则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1]。因此,总结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一条基本经验,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要求把这三个环节视为不可分离的一个整体。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已逐渐形成了两条战线、两个战场:一个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这是革命的主战场;一个是党领导的国统区地下工作战场[2]。后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统一战线,随着抗日战争进程的发展变化,国统区战场的地位益显重要。

因此武汉沦陷后,随着国统区的中心向重庆转移,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在重庆改设南方局,担负原长江局所负使命,即“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3]。故南方局诞生的天然使命就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抗战民主凝聚力量,其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和贯穿始终的工作就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由于国统区实际上成为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阵地,因此,南方局这一时期的使命,也就具有了全局性的地位。

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国际国内风云激荡、政治斗争纷繁复杂。南方局既处在统一战线的第一线,也置身国统区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工作环境之中,时刻经受着信念、意志与生死的考验。从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在统一战线内部制造分裂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玩弄种种假和平真内战阴谋,南方局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始终高举抗战民主旗帜,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关系,广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以卓有成效的工作把统一战线推向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为民主党派阵营的形成,为建立新中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的开创,从理论到实践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重大贡献。

红岩精神就是在伟大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洗礼中,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中,在大后方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尖锐对立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她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政治上走向成熟的产物。

三、科学认识红岩精神的内涵

2003年4月,李长春同志视察重庆,要求“要落实好江泽民同志提出的‘红岩精神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的要求,进一步深入研究红岩精神的内涵和外延”[4]。

红岩精神包括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四个方面,其实质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精神风范中最基本、最本质的东西。在这一层面上,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同具共性,因此,“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同时,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红岩精神独具个性。我们在这里着重探讨红岩精神的个性。

1.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

红岩精神首先体现在南方局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争取抗战胜利,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伟大实践之中。

纵观南方局在国统区的八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处境最艰难,内容最复杂,规模最宏大,成就最辉煌的八年。作为这段艰难岁月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宋平同志曾经指出:“当时有两个战场,一个解放区,在前线进行武装斗争,是主战场;另一个战场在大后方,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也是一个重要战场。在后一个战场,我们党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成功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人士,带动广大群众,支持抗日战争。可以说,没有这一条战线,没有大后方这个战场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成就,也很难取得前方军事的胜利。”[5]胡乔木同志也曾指出:“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6]

这是红岩精神中最具特色的内涵,是红岩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并立于世的根本价值所在。

2.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

南方局作为中共中央置身于国统区的心脏——“陪都”重庆的秘密领导机关,处于各种社会矛盾斗争的焦点上,其复杂性、艰巨性可知。因此,周恩来把“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7](128)作为对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

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其来势之汹汹,中外震惊。党中央一度判断“蒋介石似有与我党破裂的决心”,担心重庆再现新四军灾难,故电令“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8](142)。周恩来等冷静地分析抗战全局和国共合作形势,认为“鉴于局势的紧张复杂,重庆阵地之重要,和向国民党顽固势力展开政治进攻的需要”,应继续坚守,争取时局的好转。因此向党中央反复陈述不能撤退的理由,周恩来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9](149)。最终,党中央同意了南方局对时局的分析和继续坚守的意见,提出了“政治上全面攻势,军事上守势”的斗争策略,打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在凶险的形势下,南方局敢于斗争,反映了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处处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硬碰硬的坚韧。其间,他们镇定冷静、灵活应变、化险为夷,已尽显其政治智慧之娴熟。面对国民党对新四军事件的封锁,周恩来指示用一张可以通过检查的《新华日报》的版面,与国民党新闻检查官虚与委蛇,同时却连夜赶印有“千古奇冤,江南一叶”题词的报纸,于次日就在制造事变的罪魁祸首眼皮下,广泛发行。其斗争艺术之高超,尤其题词之妙绝,令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亦“欣慰之至”,“为之神往”[9]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保存了自己的力量,扭转了被动的局面,唤醒了中间势力促使他们左转。结果,皖南事变反而成为国民党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下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上升的转折点。历史表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其大智大勇是红岩精神最见功力、最具风采的精彩篇章。

3.“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

当时的国统区,是一潭“淤泥”。南方局身处“淤泥”,“同流”不可避免,因此,周恩来同志曾经多次告诫南方局同志和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要做到“同流不合污”。这种“六月风荷”的政治品格,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国统区恶劣艰险的政治环境下开展党的工作的显著特点,是南方局对党的建设、统战工作、群众工作的创新。

这种品格体现在统一战线工作上,最重要就是在与国民党当局打交道的过程中,要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牢牢把握领导权。国民党提出既然国共合作,就应把共产党纳入“一个大党”之中,并对周恩来等许以高官厚禄,企图将其拉入国民党内,实现“溶共”。对此,周恩来旗帜鲜明地指出:“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回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绝不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政党”,从而保证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

这种品格体现在对国统区的群众工作中,就是在联系群众,融入社会时,不被浊流所淹没,而始终与群众在一起,保存党的组织,保存党的力量,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早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就根据中共中央“荫蔽精干”方针,制定了“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政策,指示地下党的同志要设法深入社会,独立工作,埋头苦干,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启发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

这种品格体现在党的建设上,就是要保持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优良作风,经得起灯红酒绿的考验。当年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纸醉金迷,物欲横流,“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社会环境确如“染缸”。但由于有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的率先垂范,战斗在这一特殊环境中的共产党人,无论是公开斗争,还是深入虎穴;无论是政坛搏击,还是沉浮商海;无论是身在红岩,还是隐于乡间,他们都能坚持操守,经受住严峻考验。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南方局走出了一条在国统区的险恶条件下,把的党“建设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新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党的建设上的重大创新,是红岩精神又一独具风采之所在。

4.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

抗战时期,南方局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团结,坚持国共合作,维护抗战大局,同时,又与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势力和反共反民主行径作坚决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二是广泛团结和发展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的爱国民主力量,最大限度地扩大统一战线的基础。为做好这两方面的统战工作,南方局密切联系国统区的实际开展工作,用“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做团结争取工作。

对第一方面的统战工作,南方局既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也严格区分国民党顽固派与爱国民主派的界限,争取多数,化敌为友。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的交往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1931年,张冲曾亲率人马搜捕中央机关和周恩来,未遂,便借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在报上刊登伪造的《伍豪脱党启事》,严重损害了周恩来的声誉,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到抗战时期,张冲主张国共合作,周张二人再次成为对手。为了抗战大局,周恩来置昔日公仇私恨于脑后,对张冲“以诚相待”。他们在交往中“由公谊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张冲正是通过与周恩来的交往,真正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进而从心底敬佩周恩来的气度与胆识,更折服于周恩来的人格与精神,留下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佳话。

对第二方面的统战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取得成效的关键。为此,南方局把做好对中间势力的团结争取工作,作为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南方局从国统区实际出发,制定了“扶助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等一系列策略方针。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以宽阔的胸怀,与中间党派广交朋友,协调步调,密切配合,团结战斗。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和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帮助他们克服动摇性,建立起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在中间党派遭受国民党压制时,南方局与他们患难与共,共同进退,并扶持他们组织起来。在争取“三党三派”的过程中,鼓励他们建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此后,南方局又积极支持建立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在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中,南方局领导人与其上层代表人物建立了经常联系,通过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小工厂联合会等组织和团体开展统战工作,对他们遭受四大家族的摧残状况深表关切,尽一切可能维护他们的利益,鼓励他们积极为抗战多作贡献。在争取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中,南方局将争取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龙云、李宗仁等作为重点,经过多年艰苦工作,最终使地方实力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逐步走向人民阵营。

在“以诚待人,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的感召下,农场主饶国模贡献出了“大有农场”,使中国共产党得以“结庐红岩”,走向全国,走向世界。饶国模从1939年开始,便尽其所有,对南方局同志“生老病死,无微不至”。他的帮助是“不可估量的”[10]。还有,金永华贡献了赤子王朴和全部田产以资助革命,解放后邓小平派人奉还两千两黄金,她分文不取,最终完成了从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伟大转变。当时,一大批科技工作者凝聚在南方局周围,即使远赴异国留学深造,也心系祖国,听从召唤,成为新中国科技队伍的中坚力量,被称为“极有远见”的工作。来自美国的谢伟思、费正清等彻底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为增进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为推进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有开创之功,直到晚年也矢志不渝。

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在广阔复杂的国统区,我们党的力量原本很薄弱,可以说“两手空空”。但共产党人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精神风貌和诚信、宽广的胸怀,既在当时各政治团体和上层政治人物中产生着积极影响,更感染着、感动着广大的国统区人民群众,尤其是具有爱国热忱的男男女女和追求民族自由的外国友人。使国统区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最终都站在了人民一边,形成了爱国统一战线的铜墙铁壁。“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所在,信心所在。南方局创造性地运用于国统区的实践,为最终建立新中国增添了光彩。

5.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

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央南方局始终处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善处逆境,勇于牺牲,在艰难的局面中开拓,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

在国统区,南方局的活动不仅受到严重的压制,而且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却在不利的形势下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隐蔽精干”方针,制定出适应国统区实际的“三勤”、“三化”工作方针,探索出“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与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7](111)的斗争策略,从而使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党组织的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为“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作出了重大贡献,为迎接革命形势的好转做好了干部的准备。

周恩来就是一个善处逆境的典范。在南方局工作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公开阐明共产党的立场,揭露国民党的各种罪恶行径。面对国民党的恐吓,他大义凛然,保护同志,承担责任,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皖南事变后,面对危局他曾庄严宣告:“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11]正是在周恩来的感召下,南方局的同志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有恩来同志在,我们毫无所惧”[12]。正是在南方局的培育下,战斗在国统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都能善处逆境,对革命充满信心。做到在革命顺利时,不骄不躁,甘于奉献;当暗流袭来时,不灰心气馁,不怕牺牲;即使不幸被捕,深陷囹圄,面对威逼利诱、威武不屈,以“热血似潮水般奔腾,心志似铁石的坚贞”捍卫真理,以“只要一息尚存,誓为真理而抗争”的大义凛然笑对屠刀。他们视革命气节为生命,“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之下能坚定信念……‘临难勿苟免’,以身殉真理”。他们以自己的热血与宝贵的生命浇灌了红岩精神。杨虎城、叶挺、张文彬、何功伟、罗世文、车耀先、苏曼、胡其芬、张露萍等,便是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典型。

正是有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的率先垂范和精神感召,广大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国统区的不同战线上、复杂艰苦的斗争环境和漫长的革命斗争中,都以不同的方式成为红岩精神的传承者。红岩“是我们早年受教育的红色母校。正是在红岩,我们受到恩来、必武、颖超等同志的言传身教;学会做人,学会做共产党人;学会斗争,善于斗争。我们在这里获得过高洁的爱,获得共产主义真理的教导……”这就是红岩老战士们的人生体验。

四、“红岩精神”的历史地位

红岩精神是共产主义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结晶,及其在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特殊表现形式。

在科学内涵上,红岩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既有普遍的共性,又有其独特的个性,是并肩而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历史地位上,红岩精神也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既有同一性,又有继承性,也是并肩而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1.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与作风,特别是延安精神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继承和发扬

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各个革命时期的实践斗争中形成了各具特色与风采的精神财富,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等,他们都分别代表了各个革命运动的特征。红岩精神则是对这些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升华,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国共产党人全新精神风貌和崇高思想境界在那一时期的集中体现。红岩精神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曲折发展中走向成熟的时代产物,是党以全国性的政党公开走向国统区政治舞台的重要表现,是中国共产党从“山沟”走向世界政治大格局的开端。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具有同一性和继承性。

首先,它们都是我们党一贯指导思想和宗旨在这一时期的具体表现。它们的本质都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更是我们党在政治上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党在幼年时期,曾犯过右的和左的错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所以屡起屡仆,屡仆屡起。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有长征的胜利,才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才有延安精神的形成。周恩来等到重庆,带来了延安精神,带来了实事求是的作风,特别是克服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模范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大后方的大多数群众,我们党走向成熟,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团结多数,统一战线”。因此红岩精神是党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又是对延安精神的继承。

其次,它们虽同时产生于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但所处的具体环境又不同,这就使得红岩精神较之延安精神既有共同的时代特征、精神实质,又有具体内涵和独特个性。延安精神产生在抗日根据地,而红岩精神则产生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在这既是染缸,又是虎口的重庆,要“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是绝难做到的。这就决定了红岩精神所独具的鲜明个性,是中国共产党在适应城市政治斗争,在应对城市复杂环境中加强党的建设,抵制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过程中产生的。从这一角度讲,红岩精神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使其在当代更具现实意义。

2.红岩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充分展示和伟大升华

中华民族精神博大精深。今天,中华民族精神是优秀历史传统精神、革命传统精神和新时期精神的有机统一。所谓革命传统精神,主要是“五四”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培育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是对中华民族优秀历史传统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充实和升华,红岩精神就是它的重要内容。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中,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伟大气节,有“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的人生态度,有“出淤泥不染”的高尚品格,以及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注重修身等传统美德,这些都体现在南方局的重大决策之中,表现在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言行之中,并被凝聚到红岩精神的科学内涵中,为中华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内涵和光彩。

因此,红岩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植根于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沃土,植根于几千年来中国人民身上所凝聚的传统美德,所以红岩精神又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表现和升华,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3.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宝库中独具风采的璀璨明珠

在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创造了实践的成果,又创造了理论的成果,既创造了物质的财富,又创造了精神的财富。

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孕育过一系列伟大的革命精神,在井冈山时期,我们党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成功地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奉献了井冈山精神——从实际出发,敢闯新路,努力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政治勇气;在长征路上,我们党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克服了千难万险,实现了战略转移,奉献出长征精神——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奉献了延安精神——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西柏坡,我们党完成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战略决战,完成了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奉献了西柏坡精神——“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的执政镜鉴,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并不断探索执政规律长期执政的伟大起点。

与这些辉煌胜利与伟大精神同样彪炳史册的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奉献了伟大的实践成就和光辉的精神成就。

在实践方面,南方局创造了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伟大业绩——坚持政策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维护国共合作,推进抗战向前发展,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统战工作方针,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势力,开拓统一战线新格局;开展国统区抗战进步文化运动,造就革命文化大军;突破国民党外交垄断,开展国际交往,为新中国外交工作奠定基础;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把国统区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在精神方面,南方局培育形成了光耀千秋的“红岩精神”——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

因此,红岩精神(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和井冈山精神(探索夺权道路,敢闯革命新路的政治勇气)、长征精神(不畏艰险,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延安精神(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西柏坡精神(两个务必的执政镜鉴)一样,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从而丰富了与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建立的实践的丰功伟绩相辉映的精神宝库。

红岩精神是一座丰碑,它镌刻着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特别是为新中国的诞生所创立的不朽历史功勋。

红岩精神是一个宝库,它蕴含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所培育和实践的崇高精神风范。

红岩精神是一面镜子,它昭示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需要认清时代使命,保持政治品格,锻炼政治智慧、继承宽广胸怀和发扬英雄气概,“弘扬红岩精神,沿着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道路奋勇前进!”

红岩精神,永放光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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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平同志1990年6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A].南方局党史研究论文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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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民日报,2003-04-16.

[5]宋平同志1990年6月25日关于南方局历史研究的谈话记录.

[6]胡乔木谈中共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1.

[7]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中共中央书记处1941年1月20日致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电报.周恩来传(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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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邓颖超1985年10月14日视察重庆红岩村时的谈话记录.

[11]陈舜瑶.铭心刻骨的日子[A].见证红岩——回忆南方局(上)[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204.

[12]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