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精神”的内涵：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

南方局作为中共中央置身于国统区的心脏——“陪都”重庆的秘密领导机关，处于各种社会矛盾斗争的焦点上，其复杂性、艰巨性可知。因此，周恩来把“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7](128)作为对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

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其来势之汹汹，中外震惊。党中央一度判断“蒋介石似有与我党破裂的决心”，担心重庆再现新四军灾难，故电令“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8](142)。周恩来等冷静地分析抗战全局和国共合作形势，认为“鉴于局势的紧张复杂，重庆阵地之重要，和向国民党顽固势力展开政治进攻的需要”，应继续坚守，争取时局的好转。因此向党中央反复陈述不能撤退的理由，周恩来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9](149)。最终，党中央同意了南方局对时局的分析和继续坚守的意见，提出了“政治上全面攻势，军事上守势”的斗争策略，打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在凶险的形势下，南方局敢于斗争，反映了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处处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硬碰硬的坚韧。其间，他们镇定冷静、灵活应变、化险为夷，已尽显其政治智慧之娴熟。面对国民党对新四军事件的封锁，周恩来指示用一张可以通过检查的《新华日报》的版面，与国民党新闻检查官虚与委蛇，同时却连夜赶印有“千古奇冤，江南一叶”题词的报纸，于次日就在制造事变的罪魁祸首眼皮下，广泛发行。其斗争艺术之高超，尤其题词之妙绝，令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亦“欣慰之至”，“为之神往”^[9]。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保存了自己的力量，扭转了被动的局面，唤醒了中间势力促使他们左转。结果，皖南事变反而成为国民党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下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逐步上升的转折点。历史表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其大智大勇是红岩精神最见功力、最具风采的精彩篇章。

参考文献:

[7]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中共中央书记处1941年1月20日致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电报.周恩来传(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593.

[9]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142.

该文节选自《论“红岩精神”》（作者：周勇，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文章发表于《探索》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