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 | 荷花开了
这几天,四面八方的荷花都陆续盛开,荷香阵阵,荷风袅袅,罗裙一色,绿叶摇曳,水照霓裳,满池碧红,飘逸灵秀,圣洁美丽。

周勇 | 荷花开了

2021-07-28 来源: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六月到了,荷花开了。

从我有记忆开始,妈妈就是那朵美丽圣洁的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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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从爸爸收藏的照片中看到的。一张是中景,妈妈身着具有唐朝风格的长裙,裙下缀着荷叶盘,盘上四面各有一只亭亭玉立的荷花,清新脱俗,飘逸潇洒。虽是黑白照片,120大小,但妈妈在空中舞动的双手,曼妙的身姿,那真叫风姿绰约,美若天仙。另一张是大景,远远望去,宽大的舞台就是静静的荷池,一群美丽的荷花仙子穿行其间,翩然起舞,好一幅夏日荷花清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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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22岁(1950年)

后来我才知道,这支《荷花舞》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1953年由中央戏剧学院创作,戴爱莲先生领舞、刘炽先生作曲的。舞蹈以圆润流畅的舞步,舒缓变化的队形,营造了浮游流动的水面上涟渏层起的意境,展现出亭亭玉立,出淤泥而不染,圣洁美丽的荷花形象。“蓝天高,绿水长,荷花朝太阳,风吹千里香。祖国啊,灿烂辉煌,象那荷花正开放”,这正是刚刚建立不久的新中国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后来,这支舞在全国广为普及,许多专业和业余的舞蹈团队都以演出荷花舞为荣。
1953年,妈妈25岁,是我出生之年。我猜想,妈妈生下我后,便怀着巨大的喜悦投入到《荷花舞》的排练之中,把热爱生活、热爱祖国,更热爱孩子的激情,化作了这两帧永远不灭的影像。
1969年,我还不到16岁,要下乡了。当时我们全家四人天各一方。妈妈给了我一本《古文观止》。那是“棚”中的爸爸要她送给我的,叫我“好好读书,不要荒废了时光”。 《古文观止》是专为学生编选的古代散文教材,名篇佳作,珠玉迭出,尽善尽美,所以敢称“观止”。这是一部得优秀传统文化真传的精品,是一部读上一遍则可享用终身的范文,更是一部可反复阅读、使你心灵温润、学富五车的杰作。后来父亲释放出来闲居在家读古书古帖,也来信叫我也读。其中就有周敦颐的《爱莲说》。很短,百多字。即使许多年后仍让我浮想联翩,“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那不就是我小时候看到的照片中的妈妈吗?这让我在身体达于疲惫的极点,心灵贫乏也达于极点的时候,心中仍有一束引导我前行的光。也让我如有父母的陪伴一样,心中总有希望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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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爸爸干革命的一生,做学问的一生,跌宕起伏的一生比起来,妈妈似乎要平淡许多。

妈妈进入晚年后,我也退休了。在历经磨难、走过风雨之后,我才慢慢地懂事起来。妈妈走后的第二天,我和金杭独自守在妈妈灵前,那一刻,很安静,有顿悟,我似乎才真正读懂了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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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90岁(2018年)

妈妈的一生陪伴父亲,抚养子女。这种陪伴是常人难以做到的。繁重的工作,使爸爸废寝忘食,妈妈不离;世事的风雨,常常使爸爸徘徊在生死之间,妈妈不弃。尤其是爸爸70岁以后,一度病重如山,形容枯槁,甚至让西医束手。但妈妈始终没有放弃,随着爸爸辗转医院,执着于她所学到的中药知识,每天为爸爸煎熬中药,长达20多年。有相当一段时间,爸爸晚上难以入睡,80多岁的妈妈就陪着90岁的爸爸竟夜交谈。正是这些点点滴滴,让病重的爸爸逐渐恢复了生机,进而恢复了智力,恢复了写作的能力,创造了医学的奇迹,也创造了人生的奇迹。他生活大体自理,工作基本坚持,直到95岁高龄还能心心念念于他钟爱的文史事业,最终在家里无疾而终。没有妈妈的鞠躬尽瘁,这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作为,岂止是“伟大”可以形容。这不就是“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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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94岁时与妈妈互祝生日快乐(1994年4月)

妈妈还是一个“亭亭净植”的人。舞台上的妈妈,一袭唐服,裙裾飘飘,宛若荷花仙子,光彩照人。但从那以后,妈妈再没有留下过演出的剧照。现实中的妈妈,始终是朴朴素素的穿戴,零零碎碎地做事,不温不火的言谈。在平淡中显示着“濯清涟而不妖”的力量,在默默中,常常能做出常人难以做出的事来。 
2020年,是爸爸诞辰100周年,我们几个孩子决定编一本《永林长青——周永林影像集》来纪念爸爸。这一年妈妈92岁了。她说,她要写一篇文章来纪念爸爸。几十年来妈妈几乎从来不写文字的东西,更没有写过或发表过文章。因此,我们不敢给她压力,更不敢寄予什么期望,有个三二百字,足矣。结果,不久以后我回到家中,姐姐告诉我,妈妈居然写了近万字,题名《怀念永林》。这完全是她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工工整整,文从字顺,情真意切。这让我们几个则陡增压力,哪敢懈怠,而是人人奋发,终于成就了这部“新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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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妈妈在家撰写《怀念永林》,时年92岁

妈妈走了以后,我们去办理她在公司的相关手续,表上赫然写着她的退休手续办理时间是“1979年4月1日”。这让我内心大恸。想1979年那个难忘的春天,想起她那不同凡响的“五十而退”。

那年3月上旬,我从部队退伍回来,准备考大学。与同场竞争的老高中的同学们比,我的条件是相当差的。我1960年上小学,读了五年,1965年便上了中学。一年后的初夏,动乱就开始了,我们便辍学在家。所以我的学习经历满打满算不到6年。从1966年算起,到1979年,离开校园整整13年。而在此期间,我当过农民、当战士、开汽车、当工人,都在一线,都在基层,都是脏活、累活,还有险活,都是不需要高学历、高知识的活。所以世人知道我放弃在部队“提干”的大好前程,退伍回来考大学,议论纷纷。总之,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正确、划算的决策。

3月23日,我报名参加了母校重庆市第29中学的高考补习班。进去以后才知道,这个班从1978年9月就开班了,绝大部分都是七七级、七八级的落榜生,复读一年,志在必得。而我,虽然也能看书读报,但对学科意义上的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英语知之甚少,连考题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每每看到课间休息时,同学们围着老师提问、讨教,我几乎无问可提,因为一无所知,有何问题可以讨教。这种心中的惶恐,是难以言表的。

爸爸、妈妈看出了我的心思,毫无责备之意,而是宽慰我说,今年就试一下,明年再正式考。我知道,这是为我减压。但越是这样,我越是执着地向前。但不敢说出来,因为我没有这样的金钢钻,所以不敢揽这个磁器活。家里的气氛是比较沉闷的。

再者,当时爸爸还在任上,正是百废待兴之时,他的繁忙使他几乎只在家里吃早饭。姐姐远在川黔交界的松藻煤矿工作,无睱顾家。我回到家中,连吃饭都有问题。

打破这种沉闷的是妈妈。

那一年,妈妈刚50岁出头,正是盛年。她一声不响,只几天时间就到公司办完了退休手续。回到家里,立马操持家务,做饭、洗衣、扫地、抺屋……,成为全家的“大后方”。那个时代,就业十分不易,子女就业只有“顶替”一路。所谓“顶替”,即父母提前退休,腾出岗位让子女就业。而我们家当时并无需要就业的子女。再者,退休就意味着收入的大幅度减少,提前退休就意味着提前大幅度减少收入。因此妈妈的“五十而退”让许多人大为诧异,不知何为。

只有妈妈知道,只有她的退,才能让我吃饱饭、吃好饭,才能让我天天能精神抖擞地按时到校补课,才能让我心无旁骛地天天挑灯夜战,才能把每天攻书、作业的时间精确到分,周密安排,才能让我天天都能美美地睡上一觉……。

这是多大的动力呀!称得上家中的原子弹!当儿的,能不感恩?而感恩的唯一选择就是奋发,就是拼命,就是不受那些不屑、轻蔑的目光和嘲笑的话语的干扰,投身书海、学海,死拼一把。

你别说,经历了初期的懵懂以后,我清醒了许多。我掂量了一下,中学的数学,我没学过,现学已经来不及了,学也是得不偿失,干脆放弃;英语,从来没学过,且当年只按10%计入总成绩,我也放弃了。堤内损失堤外补。聚精会神专攻语、史、地、政四门。

从那以后,我几乎天天都能感受到自己在学业上的进步——慢慢地构建起几门学科的认知体系,渐渐地能感悟出一些答题的诀窍,甚至有时能听出那些曾经嘲笑过我的同学的破绽。尽管他们对我仍然是轻蔑的,自我感觉是良好的,自身定位是优越的。

就这样,三个月后,我走进了1979年的高考考场。

记得第一天(7月7日)上午考语文,两个半小时。我只花了一小时便在草稿纸上做完了全部做得出来的考题,包括作文的结构和草稿。然后便轻松地放眼四望,在心中琢磨那几道没有把握的小题。监考老师可能以为我一筹莫展,做不出来,便走近我,轻轻地说,同学,不着急,慢慢做,时间还来得及。我不能说什么,便埋头思考。然后,便开始将答案誊写在试卷上,字写得工工整整,标点符号用得规规范范。写完,还有20分钟,我再一次在大脑中搜索那些没有把握的试题的答案,蒙了一遍,完成了考试,第一个走出了教室。回到家中还不到12点,只有妈妈在家。她一句都没问考得如何,而是极温和地说,洗把脸,快吃饭,睡一觉。那天的午饭是妈妈和我一起吃的。那种感觉很好。

第二天(7月8日)下午考地理。考试结束时,天降大雨,全体考生只能挤在黑黢黢的教室走廊里。7月的重庆,闷热之极,加之走廊空间狭小,大家汗流浃背,但已顾不得那么多,便讨论起刚才考试的答案来。我一言不发,只管静听。一会儿,便如释重负,顿感清凉。原来我的答案比大多数人的答案要对得多。

分数下来一看,比预想的还好,地理考了96分,全省第一;语文考了86分,全省第四;历史、政治都还可。尽管数学、英语很差,但总成绩上了重点线,一举考上四川大学,全家人喜出望外。但妈妈似乎并没有特别高兴的样子,她的喜悦是深深地藏在那温暖的目光里。

那一年,四川文科的录取率是2.5%,全国最低。后来我一查,那也是40年来中国高考最低的录取率!后来的历史证明,1979年是我参加高考的最后机会。因为在198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的新生中,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因为象我这样缺这少那的老三届学生,是完全没有能力和他们同场竞技而胜出的。我庆幸自己1979年的一蹴而就,而那一蹴,是妈妈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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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正是妈妈的“五十而退”保我考上了大学

但是,也正因为妈妈退得如此的早,她的退休工资相当低。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爸爸生前曾说,他分得的房子全部留给妈妈,用于养老。我爱人也主动为妈妈买保险。这让我每每想起总是心潮涌动。
妈妈走了以后,人们给我讲了许多不曾听过的故事。

妈妈对同事们的困难总是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们。她的那些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的老同事们的退休金都相当低。近年来国家有了新的政策,凡符合规定者可以提高待遇。但需要一大堆证明材料,这对于8、90岁的老人们来说是一件难事、烦心事。妈妈便与老同事们在我们家里反复商量,回忆起当时的许多往事,逐渐还原了当时的场景,最后清晰地梳理出既符合政策要求,又具有操作性的路线图。其中还包括她去请我90多岁的爸爸(当时任公司经理)亲笔提供证明材料,到档案馆查阅到当年公司职工的名单。这一过程相当长,但最终还是搞齐了各种材料,使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老同事们都共享到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让他们的晚年生活质量多多少少得到了一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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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对其他亲属的爱,更是温暖而无声的。她不论对周家人,还是刘家人、万家人,以及亲属的亲属等等,都一视同仁。而对我和姐姐,则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只要亲属们有什么需求,她总是尽心尽力,巴心巴肠。不论是看病、抓药,还是读书、住房,还是工作、子女抚养,等等,都是来者不拒。即使她帮不到多少忙,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过了很久,她听到一个什么信息,都会告诉他们可以如何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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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让我读懂了什么叫“香远益清”。

妈妈一生没有做过官,没有当过领导。从她认识爸爸时起,爸爸就是官了,后来一直当官。但妈妈从来没有因此而得到过什么好处。她唯一带“长”的职务是“伙食团长”,是全公司的领导和同志们“公选”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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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伙食团长”时的妈妈(1960年代初)

那是三年灾荒年的时候,是毛主席都不吃肉,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渡过难关的时候。可以想象,饥饿、浮肿,是那个时代最大的问题。当时的四川农村饿死了不少人。在城里,虽说不至于饿死,但是营养不良、身体浮肿却具有普遍性。因而凡是能避免饥饿的职位,就是最好的职位。在伙食团工作,尤其是能当上伙食团长,那可是人人羡慕的职位呀。

当时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具体到人们的口粮,就是实行粮食定量供给制。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定量。一般干部每月定量28斤。他们公司办了一个伙食团,其任务首先是管理好每个人的口粮。在今天看来,每顿三两饭是很多的了。但是在那些没有油水、捞肠刮肚的日子里,这可是悬吊生命的最重要的保障啊!伙食团还要负责组织代食品,以补充食物的不足,如红苕、土豆之类。团长职责的第一要务是公平,计划的公平,实施的公平,让每一位职工都能公平地享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那一份利益,维持生命,渡过难关。团长,那可是个掌握生命的权力啊。正是在这个巨大的考题面前,有些人不能抑制自己的饥饿,不能遏制自己贪欲,不能管住自己的手、自己的嘴,而成为众矢之的。

领导和同志们最终选择了我的妈妈,这个普普通通的干部。当时妈妈在计划科工作。在计划经济时代,这可是公司最重要、最体面的科室。但在饥饿压倒一切的时候,领导和同志们把“伙食团长”这个没有级别,但关乎生命,关乎人心的职务交给了她。

我不知道妈妈是如何上任的,如何表态的,如何操持这几百号人的生计的。但有几件事我的记忆是很清晰、很具体的。记得她为公司职工设计了饭卡,好象是在牛皮纸上油印的,将每月的粮食定量精确地分配到每一天每一顿,每一顿就是一个小格,每天三格。吃一顿饭,由炊事员剪去一格。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每个人每天有饭吃,能维持生命。尤其是对那些不善管理自己的年轻职工,让他们被迫地计划地吃饭,不至于寅吃卯粮,饱一顿饿一阵。还有一次她回家来提回一只大口袋,里面全是些小小的红苕,还有就是红苕的梗子。那是她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买到了一车红苕,平均分配给全公司的职工。分在前面的都是大个的,至少是成个的红苕。她是团长,最后一个分,她那一份就只能是剩下的小个的、破损的,更多是不成个的红苕梗子了。她回家后给全家人说了这个情况,语带歉意。但大家都没有任何意见。正因如此,在妈妈当了伙食团长后,公司的职工们都放放心心地工作,再不担心短斤少两、被人多吃多占,因此这个职位再也没有换过人。直到灾荒年成过去,国家经济好转,大家又能吃饱饭的时候,妈妈才卸下了“伙食团长”的职务,重新回到她的计划科里。

我实在佩服当时的领导和同志们做出的这个重大决策。因为当年选择妈妈当团长,就是选择了在巨大的饥饿的威胁下,把大家的健康、生命交给她;在国家困难时刻,把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交给她。也是把一顶公平、公正、清廉、勤勉的桂冠奖给了她。“文革”中父亲蒙难,妈妈公司的造反派并没有太难为她,或许就与此有关吧。

妈妈去世后我守在她的身边,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词“高光时刻”。对!这才是妈妈人生的高光时刻。原来世界上真有“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人,她就是我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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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走得很突然。那天,我得到姐姐的电话,立即赶了过去。她几乎是和爸爸走的时间、方式一模一样地离开了我们。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是难以言表的。

上苍有感。我送妈妈到石桥铺后,天上就下起了菲菲细雨。许多事情一下涌上心头,虽然心绪很乱,但我有一点很清醒,要以一种最符合妈妈的方式送她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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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88岁(2016年)

触景生情,我写成一副挽联,献在妈妈灵前:

明随昭德流芳远

霞映荷花洒泪多

我们选了妈妈88岁时以春天的红枫为背景的特写照片作为遗像,沧桑的面容,慈祥的目光,红色的基调。音乐我选的是《荷花舞》曲,并配上妈妈生平照片循环播放。我们以这样独特的方式送妈妈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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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雨一连下了三天,我们对她的追思便一直在雨中进行。到第三天,妈妈遗体火化后,我们送她的骨灰前往千秋堂。安放毕,走出门来,阳光便洒满天地。这对我们真是极大的慰藉。

妈妈叫刘明霞,生于1928年农历六月十八。今年是她老人家诞辰93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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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这是一个荷花盛开的季节,故有“六月风荷”之美誉。这几天,四面八方的荷花都陆续盛开,荷香阵阵,荷风袅袅,罗裙一色,绿叶摇曳,水照霓裳,满池碧红,飘逸灵秀,圣洁美丽。可今年,我看到的,却只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2021之荷”。

那是妈妈寄望我们的眼睛。

我们年年都会收到那温暖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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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勇

摄影/郭金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