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当时中国的报业中心，报纸种类繁多，在这一有限的空间里，发行工作的竞争非常激烈。考察当年重庆报业的发行情况，是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回顾，也是对当年新闻工作者的缅怀，更希望对当下的报业发行工作有所启发。

民营报纸的发行：各具特色

“报纸之发行，为报社命脉之所在。一份极完善之报纸，若不能以推广的方法发行之，亦何异于‘衣锦夜行’哉？”①1942年报人陈铭德的这段表述，充分说明了报纸发行工作的重要性。不过，报纸的发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通常与读者定位、编辑方针、新闻内容、版面编排、广告经营等多方面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围绕这些因素，各家民营报纸都极力打造属于自己的特色，基本做到了错位发行，这也避免了在战时重庆各报之间的同质竞争。

《大公报》作为民间自由主义的领军性报纸，1938年迁往重庆后，由于在经营管理上颇有特色，强调商业性与“文人论政”的并行不悖，深受社会上层和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喜爱。为了扩大销售，报纸刊登“本报招请分销处”广告，努力推广销路。为了适应读者需求，报纸同时采用“西洋纸报”“中央纸报”“中国纸报”“熟料纸报”“生料纸报”等六种纸张印报，在中国新闻史上前所未有。②1941年年初，《大公报》日发行量为1。5万多份，1943年升至6万份左右，最高曾达近10万份。

《新民报》早期与四川军阀刘湘关系密切。抗战后从南京迁到重庆，将中下层公职人员、教师、学生及城市市民作为主要的发行对象，既大力吸引“下江人”，又强调为四川人服务，很快就打开了发行局面。《新民报》由于实行股份制改造，与地方财团关系密切，很快就拥有全市影剧院、主要行号和商店的广告。社会新闻和副刊是《新民报》的一大特色，也是吸引读者的重要内容。该报在重庆设有多家分销处和营业站，将报纸订户作为基本读者，极力避免迟送、漏送。抓住重庆报业市场缺乏有影响力晚报的契机，《新民报》1941年11月推出《新民报晚刊》，发行量很快攀升至4万份。

《时事新报》是旧上海三大报纸之一。迁往重庆后，该报以“学术性的商业报纸，公用型的文化机关”自居。由于有孔氏财团的背景，财政部的公告全部以广告形式刊登于该报，给报纸发行工作带来了重要支撑。《时事新报》重点做好经济新闻和国际新闻的报道，并在报社设立电台，收听国外广播，翻译后以“本报专讯”发表，时效性更强。《学灯》和《青光》两个副刊也久负盛名。1943年，《时事新报》日发行量达到最高峰，达1。4万多份，比迁渝初期的5000份大大增加。

《新蜀报》《商务日报》为重庆本地最早的两家民营报。

抗战爆发后，《新蜀报》积极向“言论纸”转型，努力为社会提供思想文化等意见性资讯，迅速成为全国性优势传媒。

《商务日报》与重庆商会关系密切，突出“在商言商”的定位，资讯侧重经济、金融等内容，主打栏目为“经济界”，并辟有“上海行情”“汉江行情”“成都行情”等专栏，后期更是开辟“中国农村”“经济论坛”“国际经济”等专版，读者主要为工商界人士。发行量也在1945年后上升至1万份左右。

此外，重庆本地《国民公报》《济川公报》《西南日报》，区县的《万州日报》（万县）、《嘉陵江日报》（北碚）、《夔光报》（奉节），迁渝的《益世报》《世界日报》《南京晚报》等报纸在发行上也各具特色。此处不再赘述。

（本文为 2016 年国家社科基金规划一般项目“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1937～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