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报业发行工作研究③|《中央日报》的发行:表现平平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当时中国的报业中心,报纸种类繁多,在这一有限的空间里,发行工作的竞争非常激烈。

抗战时期重庆报业发行工作研究③|《中央日报》的发行:表现平平

2021-09-07 来源: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当时中国的报业中心,报纸种类繁多,在这一有限的空间里,发行工作的竞争非常激烈。考察当年重庆报业的发行情况,是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回顾,也是对当年新闻工作者的缅怀,更希望对当下的报业发行工作有所启发。

《中央日报》的发行:表现平平

作为中国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战时努力由国民党的“言论机关”上升为代表战时国家意志的“言论机关”和全民的精神动员机关,以及对敌宣传的武器。为此,国民党中央给予了《中央日报》充裕的经费支持,并动员各级党政军机关为之提供一切便利。

然而,重庆《中央日报》的日发行量一直表现平平,最初几年始终在1万份左右,直到1944年才有1。6万份,远远低于战前的水平。这一数字,也让蒋介石感到不满。

他不禁发问:“现在我们中央以及地方各级党部对于新闻事业莫不尽量协助,量力津贴,但是我们对于发行的刊物不能尽量推销——对于发行运销没有切实的办法!所以虽然增加很多的经费,而不能收到相当的效果!反观一般私人或异党经营的刊物,只花很少的经费,结果不仅消息灵通,而且推销非常普遍,无论前方后方,穷乡僻壤,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宣传品,这是什么道理?”

对此,《中央日报》《扫荡报》曾会同国民党中宣部、重庆市党部和重庆市派报工会商讨发行对策,提出“(三)《中央》《扫荡》两报主管发行人员,对各报贩之态度须和平,并经常予以感情上之联络;(四)《中央》《扫荡》两报,每晨提前赶印快报一千份,尽先交本市派报工会发售……;(六)《中央》《扫荡》两报给予派报工会之救济费即予拨给;(七)报贩之福利事业,由渝市党部商承主管,即日统筹,分别举办”。此外,重庆市党报还特别为国民党党员制定《订购党报优待证》,给予订阅《中央日报》七折的优惠。

这样的努力,最终收效甚微。曾任重庆《中央日报》总社社长的陶百川对此给出解释:1。党报常被认为是官报,于是上面只有官样文章,没有公论;2。党报所受的限制,一般多于商报,党报非但不能指责当局,批评时政,还得替政府宣传,为官吏辩护;3。政府中人不能认识和承认“做党和政府的发言人”,是党报的中心使命和生存条件,更不能另眼相看。

在另外一篇《办中央日报的信念》中,陶百川更是指出报纸发行的难点在于“党报的经营方法目前也有问题……报馆像衙门,办事像做官,人手多而效率低,有党的补助费而运用不得其道,以致事业不能开展,更谈不到自力更生”。

换句话说,当时的《中央日报》的发行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地方党部和党员,报纸在市场化的道路上开拓甚少。负责发行工作的发行组受经理部管辖,在报社处于边缘地位,被视为“商店伙计”,不被编辑部重视。因此,发行成为难题,就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