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庆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者实施的持续时间最长、造成损害最为严重的一次残暴的非人道的战略轰炸，不仅给重庆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灾难，而且对重庆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生活的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严重破坏和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和建设；造成了大量市民的非正常死亡和流动；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在反对日机轰炸的进程中，也在一定意义上加快了重庆城市地位的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推动了重庆的城市化进程；激发了重庆人民的无限愤怒和仇恨，增强了广大市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关键词：重庆大轰炸；社会变迁；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大后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也是侵华日军的重要军事目标。为了摧毁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动摇大后方人民的抗日意志，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从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军集中了侵华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先后出动军用飞机9000架次，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之久的轰炸。重庆大轰炸，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制造的血腥暴行之一，其轰炸时间之长、次数之多，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惨重，不仅居于中国各大城市的首位，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城市中也名列前茅[1]。持续数年的狂轰滥炸，不仅给重庆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灾难，而且对重庆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生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对重庆市民社会生活变迁的影响

在日机轰炸的几年时间里，“跑警报”、“躲轰炸”成为所有重庆市民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跑警报”、“躲轰炸”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乡下派”，每当雾季一过，他们就带上贵重、值钱的东西，自动疏散到附近的乡下。也有一部分卫星城镇的人在每次轰炸前警报发出后才跑到附近的农村去，警报解除之后随即返回。另一种是“岩洞派”，也就是跑防空洞，随着重庆防空洞数量的增多，“岩洞派”逐渐成为重庆人民躲轰炸的主体。无论是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的员工，还是一般普通市民，“一切东西，从机关的档案起，至职员的衣服止，平日都包扎好好的，以便警报一响，飞速搬进防空洞。日常办事以天气为准，需要走得远的事情，留到阴天办理。似乎要出大太阳的时候，人们在天亮之前就起身准备长征，以免空袭来时，赶不到防空洞”[20]。躲防空洞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特别是战时重庆绝大多数防空洞条件极差，缺乏起码的生活设施，一旦遭遇日机反复轰炸，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如1941年日机对重庆实施疲劳轰炸，重庆市民经常几小时、十几小时处于空袭警报中。从8月7日开始，日机不分昼夜，以不到6小时的间隙对重庆进行长达一周的持续轰炸。8月10日至13日，市区空袭警报达13次，长达96小时，市内水电皆断，市民断炊失眠，给重庆市民的生活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日机的轰炸，加剧了物资缺乏、物价上涨，引起了住房拥挤、交通瘫痪，给广大市民的衣食住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以“住”为例，日机轰炸造成无数建筑物化为焦土，变成废墟，据《重庆市防空志》一书不完全统计，大轰炸期间共炸毁房屋17452栋，37182间[2]（p135），致使重庆出现了极其严重的“房荒”。“重庆找房子，真有意想不到的困难，城里不谈，当然早已塞得实实足足，城外乡村之间，也是毫无隙地。……偶然闲步郊外，只要留心一看，许多茅蓬草屋门前，时常有雪白的西装衬衫、摩登旗袍之类晒晾出来，这种不调和的色彩，反映出重庆住的写真。”[21]（p35）

为了解决起码的居住和防空问题，重庆市民自己动手修建了大量临时性的住宅建筑和防空设施，住宅建筑普遍采用捆绑竹木架、木架单层竹篾墙、木架双层竹篾墙、砖柱土墙等形式，“捆扎房子，只糊了一个表面，造起来又不费工，又不费料”[21]（p35），“其外表有时甚整洁，而内部固甚薄弱”[3]（p514），既不牢固安全，又无必要的生活设施。建造之时就没有作永久性打算，绝大多数房屋结构简易，使用年限短，到抗战胜利之时，大部逐渐破损。在防空设施方面，1938年重庆有各种防空设施容量不足7万人[2]（p218），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市民开始大规模修建防空洞，到1941年统计，全市公共防空工事容量达12.51万人，私有防空工事容量33.66万人[2]（p220）。据《大公报》1941年报道，“二十八年度每一个炸弹死伤约五个半人，二十九年度每一个炸弹死伤约一个人，本年一至五月底止，约三个炸弹死伤一人”[22]。其中防空洞的修建功不可没。

日机的轰炸还严重地破坏了城市的公用设施，阻碍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给广大市民的城市生活造成严重的困难。以用水用电为例，日机的轰炸，造成自来水管道设备屡被炸毁，加之经费不足等多方面原因，修理与补充难以及时跟上，产生严重供水危机，市区人民面临水荒，致使战前已经萎缩的挑水行业再次兴起，据统计，人力挑夫最多时达3-4万人。水价也不断上涨，1940年时，一担水费相当于1吨自来水的价格。由于电力设备遭到严重破坏，电力供应十分紧张，市区被迫实行轮流停电。城市路灯设备在轰炸中损失也极其惨重，“城区各主要街道之路灯焚毁殆尽”，到1942年，重庆城、郊区的路灯已损失过半，加之路灯管理经费极度拮据，许多被炸路灯无材料补充，长期停用，能用路灯仅存988盏[3]（p482）。在此情况下，一些路灯被毁而又必须保证夜间照明的重要地段，不得不改用油灯补充①。

①被充照明的油灯由各地区的保甲长负责管理，俗称“保甲灯”。

作者简介：潘洵(1965-)，男，重庆市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华民国史。

参考文献：

[1]潘洵，杨光彦.论重庆大轰炸[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

[2]重庆人民防空办公室编.重庆市防空志[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94.

[3]张笃伦.陪都十年建设计划序[A].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

[20]白修德,贾安娜.重庆——风云际会的焦点[A].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十编,外国人士作品选[C].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265-266.

[21]思红.重庆生活片段[A].施康强.四川的凸现[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5.

[22]空袭伤亡已渐次减少,仍望市民及时入洞[N].大公报,1941-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