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 汪浩|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决策与实施(一)蒋介石“蜀粤并重”思想与对重庆战略地位的考量
加大对重庆战时首都的研究,既是应对西方主导的二战史研究话语体系的举措,更对增强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历史厚重感,建构中国在世界法西斯战争中的真实的历史贡献,重塑中国抗战史研究话语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周勇 汪浩|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决策与实施(一)蒋介石“蜀粤并重”思想与对重庆战略地位的考量

2021-11-25 来源: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抗日战争时期,以四川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是支持和支援前线战争的抗战大后方。1937年11月,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在抗战最艰难岁月里,重庆担负起了“战时首都”的历史重任。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决策与实施,可以说是中国抗日战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但相比较四大盟国中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作为首都,始终为后人称颂它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贡献,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历史研究却显单薄,学界对国民政府如何决策迁都重庆,以及如何实施这一决策则更是少有研究。析其原因,主要是西方主导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话语体系中,选择性遗忘中国在抗击日军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作为,因此重庆亦成为一座“被遗忘的城市”。英国学者拉纳·米特在《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认为,二战中的中国是一个在一场让美国、苏联和英国出尽风头的战争中跑龙套的小演员;重庆则是一座被遗忘的战时首都,“(重庆)作为四大盟国战时首都之一,它是唯一没来得及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或哀悼其在战争中损失的城市”。[1]遗忘中国的战时首都,忽略战时首都代表的国家形象,就会实质性地影响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弱化中国为这场战争的胜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所以加大对重庆战时首都的研究,既是应对西方主导的二战史研究话语体系的举措,更对增强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历史厚重感,建构中国在世界法西斯战争中的真实的历史贡献,重塑中国抗战史研究话语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一、蒋介石“蜀粤并重”思想与对重庆战略地位的考量

(一)孙中山关于四川战略地位的认识与对蒋介石的影响

四川在近代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孙中山早有认识。关于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孙中山曾高度评价:“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2]护法运动失败后,上海、广州等城市革命处于低谷,孙中山对革命前途深感担忧。当时远在西南的重庆政局稳定给了孙中山一丝希望,使他激起了在重庆再建民国的热情。孙中山遂决定将国会迁往重庆,继续为共和大业而奋斗。1918年9月16日,非常国会参、众议院议长林森、吴景濂及议员70余人抵达重庆。后因川中政局又起动荡,孙中山企图在重庆挽救护法军政府的努力,最终失败。[3]

孙中山对四川战略地位的肯定,直接影响了蒋介石对四川的认知。蒋很早就有意把四川纳入势力范围。1921年,他在给孙中山的信里就提出“蜀粤并重”战略思想:“对于军事准备之意见,四川非导入我势力范围不可。故军事准备,概以粤、蜀相提并列。”[4]在给粤军将领陈炯明的信上,蒋也有同样表达:“四川为西北与西南之重心,更不可不急图之。”[5]1946年4月27日,即将还都的蒋介石在《告别四川同胞》演说中又提及了入川前的“蜀粤并重”思想。蒋认为,在中国只有两省可以作为根据地,“第一是广东,广东自然是我们国民革命的发祥地……其次就要算是四川了,因为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都在任何各省之上。而四川同胞的天性,富于民族的情感,一贯的忠于主义,勇于革新,所以我们若能以四川为革命的根据地,就更能使革命早日成功……所以我们如要抗战,就非先统一四川不可……本人认定我们中国在对外抗战的形势上,四川地位的重要实远过于广东”。[6]对四川战略地位重要性的认知成为蒋介石后来入川统一川政,重视建设重庆,并于抗战全面爆发后,决策国民政府最终移驻重庆的思想基础。

(二)“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战略后方的思考

蒋介石对四川的重视还与当时国内形势发展、中日关系紧张、国内有识之士看好西南战略意义有关。当时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对四川战略地位也有类似的阐述,甚至蒋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在战前亦提出,“四川为最后防地,富产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宜设法筹备,使作最后预备队”。[7]总体上,蒋在尚未进入四川前,对四川的战略地位是认可和重视的,而随着战事发展,迁都重庆的战略思想也逐渐形成。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南京处于日军枪口之下,首都安全备受关注,迁都问题提上日程。战时首都迁往西南亦或西北,成为蒋介石首先的选项。他在1933年8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表达出经营西北和四川,其意图是“掩护准备”,且“使敌不加注意”。这种思想也反映在其入川后公开宣称入川仅为“剿匪”,并称川、滇、黔为“民族复兴根据地”,而不是“抗日根据地”相吻合。

(三)蒋介石对四川的战略定位与经营

尽管蒋介石有经营西北之念想,但事实证明迁都西北并不可行。日本进逼华北,西北已然在日军威胁之下;国民政府移驻西北已不现实,迁往四川逐渐成为国民政府不二的选择。蒋介石在1934年11月23日的日记中吐露出这个想法:“如经营四川,应注重驻地,以对倭、俄寇与两广皆能顾到为要也。”12月29日,他在日记中再次写到:“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这里把四川作为未来的“驻地”,明显区别于蒋已建成的其他“行营”,更多强调了“驻地”在战略上的国防意义,而且国防意义更在于对抗倭寇和俄寇。

随之,蒋介石加紧统一川政,更加强了川内“驻地”重庆的建设力度。1934年12月19日,蒋介石于南昌正式决定组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入川。1935年1月12日,贺国光率领参谋团抵达重庆。1935年3月2日,蒋介石更是亲自入川,其踏入四川的第一站即是重庆。1935年10月,蒋介石改参谋团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川、康、黔、滇、藏五省军队均受其节制,重庆成为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的西南地区军事、政治中心。[8]

参考文献:

[1]拉纳·米特.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M].蒋永强,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4.

[2]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11.

[3]周勇.论孙中山与重庆辛亥革命的关系[J].重庆社会科学,2011(10):5-10.

[4]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六编[M].香港:龙门书店,1965.

[5]蒋介石.致陈炯明纵论全局战略书[G]∥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集:卷36別录.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

[6]蒋介石.告别四川同胞书[G]∥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集:卷32书告.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

[7]发肯豪森.总顾问发肯豪森草拟应对时局对策致蒋介石呈文(1935年8月20日)[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外交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8]周勇.重庆通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