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壮 | 抗战时期大后方酒精糖料问题(一)酒精糖料问题的缘起
酒精的用途较为广泛,既可以用作液体燃料和食用酒原料,又能用于化学、医药及工业制造等方面。

赵国壮 | 抗战时期大后方酒精糖料问题(一)酒精糖料问题的缘起

2022-02-11 来源: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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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大后方酒精糖料问题

(一)

酒精糖料问题的缘起


酒精的用途较为广泛,既可以用作液体燃料和食用酒原料,又能用于化学、医药及工业制造等方面。

抗战爆发后,沿海及中南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导致以铁路及航运为主的交通运输体系瘫痪,国防及大后方的运输任务主要由公路上的汽车来承担,“过去我国运输中心之铁道、航运,大率被敌军占领,今日后方军运、民运全赖公路维持”。[1]

酒精替代汽油的缘来


公路运输功能日益突出,致使国内汽油的需求量与日俱增。然而,中国是个贫油国家,战前国内石油自给率只占所需的0.2%[2],石油需求多依赖于进口。


战时,随着沿海运输路线相继被封锁,汽油进口锐减,以致汽车燃料供应严重不足,直接影响抗战大局及大后方的社会经济建设,尤其是在“南宁失守及滇缅公路封锁,国际路线相继受阻,汽油来源困难”之后,液体燃料问题极为严重。国民政府虽在玉门等地加紧石油勘探,然而产量很少,且路途遥远,远不敷前线军用所需,是故明令全面实施“酒精代汽油”办法,国防及民用各单位“纷纷采用酒精为汽车燃料”。[3]


于是,后方公私酒精厂勃兴:国营酒精厂直接由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军政部及交通司等机关创设,如资源委员会所属之资中、四川、泸县、简阳及北泉等酒精厂,军政部之第一、二、三燃料厂,兵工署之第二、二十一、二十三工厂等;民营酒精厂如大成化学公司、上川化学公司等,数量较多,规模较小,多为富裕商人开办。[4]

酒精厂在全国兴起


从1938年大后方第一家采用糖蜜为原料的酒精厂(四川酒精厂)建成,到1942年止,后方各省之酒精厂,无论国营或民营,总计221家,其中四川85家、西康1家、贵州3家、云南3家、广西9家、广东9家、福建11家、湖南21家、江西7家、浙江5家、安徽1家、陕西28家、甘肃7家、湖北1家、河南30家。


就全国酒精厂的分布情况来看,四川酒精厂最多,产量也最大,实际产量占全部产量的60%以上[5],初步形成了以川省为酒精主要生产基地的后方酒精工业分布格局。


战前川省境内并无酒精厂,战时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建立起一大批酒精工厂,主要在于川省发达的糖业经济。

川省糖业地位凸显


其一,川省是近代中国的重要产糖省份之一,早在1919年,其糖品产量就已达180万公担(3.6亿斤),约占全国总产量的66.7%,且战前一直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6];抗战爆发后,广东及福建两个重要产糖区相继沦陷,川省糖业的地位更加突出。


其二,战时,液体的糖蜜(漏水)及固体的红糖、桔糖,都成为制造酒精的主要原料。“军务事业浩繁,燃料,酒精之需要骤增,后方酒精厂多应时而起,各厂之制造原料悉数取之于制糖之副产品”。[7]


其三,川糖的产销格局决定了省内酒精厂的分布格局,糖品产量也直接影响到酒精工厂的生产数额。根据李尔康、张力田统计,截止到1942年9月,在沱江流域及长江流域,使用糖品原料的酒精厂达36家,按月产量75.05万加仑计算,年需750.5万加仑的糖品原料(因停工及修理等原因,每年计开工10个月),此项原料均取给于沱江流域产糖区,然而,该流域的漏水、桔糖、红糖全部用于制造酒精,仍“尚差2,642,967加仑之原料”,因此,“一般酒精厂均不能发挥最大生产能力,常因原料不济而停工”。[8]


在战时特殊环境下,糖类产品成为酒精生产的重要原料,后方酒精工业依托糖业经济而勃兴,形成了“酒”糖共生的资源型经济协作发展现象。


【参考文献】

[1][3]诗感.今日我国之酒精车[J].江西公路,第5卷第15期(1941年10月13日):17,17.

[2]朱斯皇.民国经济史[M].银行学会编印,1947.241.

[4][22][38]杨公庶.酒精工业生产及困难情形[J].西南实业通讯,第8卷第1期(1943年7月31日):15,15,9.

[5]杨公庶.抗战以来后方之酒精工业[J].西南实业通讯,第8卷第5期(1943年11月30日):7.

[6]杨寿标.四川蔗糖产销调查[M].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所,1940.概论.

[7]食糖专卖局平武业务所[Z].79.简阳市档案馆藏.民国简阳县糖烟酒联合全宗(1942-1947)[Z].档案号8-1-7.

[8]李尔康,张力田.制造酒精之糖品原料问题[J].新经济半月刊,第8卷第3期(1942年):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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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赵国壮

编辑 | 陈发源

审核 | 阳东霞

监制 | 姜连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