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受世界经济形势萎靡及蚕丝销售格局变动的影响，中国蚕丝业遇到了严重的发展危机。为应对丝业危机并进而统制丝业经济，在政府扶植下，后方丝业托拉斯企业公司———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应运而生，其几乎垄断了战时川省整个蚕丝改良事业。丝公司自身股本极其有限，其制种、收茧、缫丝、运销等各项业务均依赖于近代金融业的资金融通，且年年借款、季季借款，属于借贷性公司运营。尽管如此，丝公司却在战时年年有盈余，并在后方丝业危机应对、外销生丝生产、蚕丝业改良等方面均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从丝公司的融资及经营活动中不难发现，战时后方蚕丝业的发展状况为:经济统制与丝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金融业与丝业发展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蚕丝行业资本构成极为不合理。

中国是蚕桑古国，蚕丝的生产及贸易源远流长。唐宋以来，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地区的蚕桑业逐渐发展起来。明清时期，该区域的蚕桑生产已在全国占据绝对领先地位。就西南地区而言，四川地区因气候温和，土质肥沃，生齿稠衍，人工低廉，而天然适宜于栽桑养蚕，早有“蚕丛古国”之称;近代以来，四川蚕丝生产仅次于江浙等省，为中国重要的蚕丝产地，省内蚕桑生产区域逐渐集中于以乐山为中心的川南地区及以南充、阆中、三台为中心的嘉陵江流域。而就西南地区其他省份而言，明清以来，黔、桂、滇等省亦养蚕缫丝，但是产量颇少，在我国产丝地位上所占分量极为有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产品展开了全面的市场份额争夺战，可以说自此以后整个中国手工行业均面临着来自日本同行的竞争。在此竞争下，中国各业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危机，如丝织业出口受阻、面粉业遭排挤、土布业销售不旺、制糖业生产危机等等情况。20世纪30年代初，受世界经济形势萎靡及蚕丝销售格局变动的影响，四川蚕丝业发展步履维艰;抗战爆发后，长江销路阻断，川丝外销困难重重。为了挽救四川蚕丝业，川省政府一方面效仿江浙丝业统制办法对川丝产销实施统制;另一方面整合省内缫丝工厂成立丝业托拉斯企业公司———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并授权该公司垄断省内一切改良蚕丝事业。就近代蚕丝业研究成果而言，相关论著林林总总，颇为丰硕，不过，学界对战时后方蚕丝业发展的关注并不多。就目前研究情况来看，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台湾学者陈慈玉的系列论著。例如，她以蚕丝试验场为例，利用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农林部档案，着重探讨了战时四川蚕丝业改进过程及其成果，同时也进一步比较同时期日本在沦陷区中的蚕丝政策，阐明了四川蚕丝业在战时蜕变所具有的意义。随后，陈慈玉推出了《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一书，该书分别以广东、上海、四川为例，通过对这三个中国蚕丝业中心区域的历史地理条件、蚕桑生产环境、生丝产制能力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对中国近代机械缫丝工业的兴起原因、发展的状态及最后归宿作了研究分析。本文在借鉴、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丝公司)为例，通过对其战时融资及经营活动的梳理，从行业融资角度来窥视战时后方蚕丝业发展状况，并拟对战时经济统制与行业发展、金融业与区域社会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关联问题略作讨论。

四、战时金融与后方蚕丝业发展

战前，中国金融机构多有偏重。“我国银行业均麋集于滨海沿江，尤以聚集江浙两省为多，西南、西北广大地区，则以关山险要，交通阻塞，经济落后，资金枯涩，金融机构为数甚少，甚至竟付阙如。”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西南、西北为基地的大后方成为抗战建国的重要根据地。政府为谋贯通内地金融脉络，适应军事需要，发展后方经济起见，出台一系列金融措施，推动后方金融机构的建立。如1938年8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拟订“筹设西南西北及邻近战区金融网二年计划”，规定凡后方与政治、交通及货物集散有关之城镇乡市，倘无四行之分支行处者，责成四联总处，至少指定一行前往设立机关。1939年9月8日，又公布“巩固金融办法纲要”，规定扩充西南、西北金融网，以活泼地方金融。就四川一省而言，四联处根据办法纲要进行改组，并分三期在四川设立金融机关，截止到1942年底，国家四行在四川境内实际增设行处为116处(重庆25处，其他县市91处)。大后方金融网的形成，既为丝业发展营造了一个资金较为充足的融资环境，也丰富了蚕丝经营者的融资手段。

（一）丝公司的成功是金融业与蚕丝业良性互动的典型个案

从丝公司股本构成、融资渠道、经营活动等情况来看，丝公司属于借贷型企业经营，制种、收茧、缫丝、运销等等事业，完全依赖近代金融业的资金融通，由此可见，蚕丝业的改良及发展与近代金融业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丝公司自成立以后，不断增资，并陆续扩充规模，到1942年，收并添配缫丝厂10所，扩大及新建制种场11所，敷设茧炕800余眼，推广蚕桑区20余县，桑园面积2000余亩，办蚕丝训练班5所，培养学员1000余人。从生产方面来看，自1936年起，蚕种生丝产量为:1936年购种8000张，缫丝27832公斤(460关担);1937年制种121030张，缫丝88572公斤(1464关担);1938年制种533069张，缫丝160022.05公斤(2645关担);1939年制种603945张，缫丝350779公斤(5789关担);1940年制种733500张，缫丝121242公斤(2004关担);1941年制种576698张，缫丝124025公斤(2050关担);1942年制种353012张，缫丝148900公斤(1800关担);1943年346828张，缫丝124751公斤(2063关担);1944年制种336155张，缫丝114768.5公斤(1897关担)。②从上面各种统计数字来看，1939—1940两年丝公司极一时之盛，1940年以后，因受统制政策及太平洋战争影响，各方面逐渐萎缩。公司具体财务状况参见表6：

从表6来看，战时丝公司年年有盈余，且盈余年年有增长(通胀因素不计)，红息虽有下降，然而股东亦年年有分红，由此可见，其战时经营活动是成功的。丝公司是金融业与后方蚕丝业之间联系的关键节点，它发挥自身优势，将近代金融业的资金吸纳到后方蚕丝业经营上来，一方面拓宽了近代金融业的业务范围，另一方面融通了后方蚕丝业的发展资金，既密切了二者之间的关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两个行业的发展。

（二）金融业组织成立蚕丝企业公司，推动省区蚕丝业发展

前近代，西南五省川、黔、桂、滇及西康均产丝，但除川省外，其他各省的蚕丝产量颇少，在我国产丝地位上所占分量极小。战时，西南地区“新的丝业建设是应着抗战建国的时代需要而产生的……新计划的实施以川省和云南两省为中心，从金融上技术上着手，凡新的设备，新的种子，新的知识技能，都尽量设法推广，以期由小规模扩充到大规模，由一地方而普遍到各地方。”例如，在战时云南省，银行界主办的丝业机构有两个:蚕丝新村公司及云南蚕丝股份有限公司。蚕丝新村公司是中国银行和富滇新银行合资经营的，资本1000万，在开远县拟垦荒2万亩，专供植桑之用，1940年时垦植桑树2000亩，“将来并拟设置丝车500台，分6年完成，预计自栽桑、制种、养蚕、以至缫丝，均采用最新式经营方式，应用新技术，饲育新品种，俾得最优良之丝茧。这个计划相当伟大，可以说西南新丝业的生力军，也可以说是战时丝业的最伟大最理想的建设”。云南蚕丝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个缫丝的组织，是由富滇新银行投资经营的，最初资本50万元，厂址设于滇池旁之干沟尾，1939年3月开工，“备有最新回转式立缫机百台，成绩之优，已有事实可证”。

（三）金融业积极注资丝业，稳定丝业金融市场，缓解丝业危机

1941年后川丝每况愈下，例如，在1943年，川北蚕丝中心南充遭遇严重丝业危机，自该年8月底开始，丝绸价格逐步下跌，银根奇紧，因而倒闭风迭起，市况混乱不堪，该月倒闭商号如表7:

从表7来看，1943年8月，南充市先后倒闭的商号有经营绸布、百货、木材的，有开绸厂的、也有作代庄的等等，一共16家，“综计各家倒搁总数已达3720万元，以实余成头计，其损失几为总额之半。如以南市放款总架面计算，被搁置数，已近其半，则其损失亦将及四分之一……市面昏昏，风声鹤唳。”同年9月，又相继有数家倒闭，具体情况见表8:

如表8所示，1943年9月份，南充又倒闭商号9家，涉及金额达1380万元，“如此巨额资金之冻结，其影响于市场金融之活动，至属重大……筹措银根已大生困难。”

为安定南充县金融市场，救济丝绸业危机，1943年9月17日，南充地方政府机关、南充商会及丝业公会代表在南充县商会内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会议由县长王文彝主持，出席人有武焕尧、陈济光，奚致和、林全九、吴光普、李询刍、侯庆五、雷治平、张锡兆、文绍周、文济川、范佐臣、吴俊夫、王文彝等人，列席人员有专员陈开泗，地方法院院长王世泽，党部督导员李亚东，省立高蚕职校长尹良莹。会议鉴于丝公司“初拟2000余万元，收购西南四县秋茧，款茧不敷甚巨”，决议:“请中央银行以法定利息核拨巨款交由本县银行公会监督以低利办理上等丝绸茧储押贷款，以促成本县丝绸业之改进;约同西充绅民合组西南合作丝号，措集股款，至少3000万元，设庄收茧、缫丝以救济当前蚕农痛苦，其办法如下:由本县银行公会督同省行及各商业银行、钱庄，以投资方式投资或极低利息借款，至少1500万元，另行筹募1500万元，收购丝公司无力收购之余茧;租用丝公司部分茧庄及设备;请托缫丝公司代缫扬返丝，俾利销市”。

与此同时，四川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陈开泗、南充县长王文彝、县党部书记长吴光普、县参议会议长王复初、县商会理事长侯庆五，总工会理事长秦起蕃等人联名致电四联总处请求贷款救济南充蚕丝业，铣电称“南充为川北经济中心，农工商业向颇活跃，而支持农工商业之主要物资又为丝绸茧三项，迩来丝绸销场疲滞，经营工商业者存货过多，求售不得，资金缺乏，周转不灵，已纷纷发现搁浅，现象如本市力群绸庄、陈银洲机户等10余家，差款1400余万元，金融市场因亦动摇，若不早事救济，事态将愈继续扩大，不独本市受其害，波力所及，牵连全国金融。而秋茧转瞬又届登场，以发出之茧种计算，全县产茧总值为1亿余元，此间丝业公司宣布该公司在此地购茧款项仅2千余万元，产购相差额至巨，若不设法收购，农村经济必至破产，挖桑毁种势将随之，匪特危害地方生产，抑且影响国际贸易，危机已成，急待救济，钧部为国家金融中枢，扶持地方生产，安定社会金融，素极垂注，特请饬知此间中行(中央银行)拨款1亿元，以半年为期，息金一分二厘，贷与银行公会办理丝绸茧三项物资转抵押，并由地方组织监督机构，以期实惠在民，而免弊窦，事机迫切，望于9月底以前拨款救济，迟恐于事无济”。另外，南充县银行同业公会报告“年来各行均以南充息高争相设立，昼夜放款，助长商人囤积，各厂付出利息既巨，受跌价损失遂致倒闭，影响工业非浅”。

四联总处接到铣电及南充县银行同业公会报告后，立即致电南充中央银行，询问南充丝绸业现状、现存丝绸确数、滞销原因、已经收茧滞销等情形。10月11日，南充中央银行致函四联总处，呈报“南充丝茧绸滞销原因及现况”，指出“各丝绸厂存货过多，寸头不敷周转，再受利高影响，以致截止到目前，搁浅不能办理收交者，约27家，其中以经营丝绸者为多，数额在4000万元以上，若不急予急救，势必相互牵连，致南充唯一之生产丝绸市场全部毁减，影响金融，实非浅鲜”，请求转电准予贷放。

作者：赵国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