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各种措施，通过广泛而有效的宣传工作，扩大了我们党的社会影响，塑造了良好的政党形象。鉴于大后方兼具公开与秘密、斗争与合作等多种复杂场景，大后方党的形象塑造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探讨价值。在大后方，我们党在形象塑造上主要采取了以下做法：一是积极构建宣传阵地，有效引导大后方舆论；二是充分利用公开身份，广泛开展高层人际交往；三是打破地域往来限制，促进中外人士赴抗日根据地实地观访；四是广泛参与各类平台，主动宣传展示自身主张。深入总结我们党在大后方形象塑造的主要做法及成效，不仅有助于从更宽广的视域探寻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内在逻辑，也可以为今天的时代条件下党的形象塑造提供经验借鉴。
政党形象塑造，概括地讲，是指政党为实现自身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及由此在社会公众中形成的总体评价或印象。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这一时期我们党能够在社会公众中塑造并形成良好形象的根本所在。当时国民党严格的舆论封锁政策及其媒体对我们党的歪曲宣传、污蔑丑化，也使得加大宣传、塑造真实的中共形象，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如毛泽东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对于国民党区域的真相，国民党政府也是同样地加以封锁”，因此，“我们有责任将‘两个区域’的真相尽可能使人们弄清楚”。而有效的宣传工作，扩大了我们党的社会影响，塑造了良好的政党形象。在抗日根据地、大后方、沦陷区三大区域中，党在大后方的形象塑造颇具代表性。在抗日根据地，我们党的形象塑造有着诸多优势；在沦陷区，则完全处于秘密状态；在大后方，则兼具公开与秘密、斗争与合作等多种复杂场景，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探讨价值。深入总结党在大后方形象塑造的主要做法及成效，不仅有助于从更宽广的视域探寻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内在逻辑，同时，也可以为今天的时代条件下党的形象塑造提供经验借鉴。
一、 积极构建宣传阵地，有效引导大后方舆论
政党塑造形象的前提之一是社会公众要获得相应的信息，而媒体宣传是大后方社会各界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全面抗战时期，我们党在大后方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广泛的宣传阵地，有效地引导了大后方舆论。
一是创办了由我们党直接领导的党报党刊。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为代表的媒体，打破了我们党在国统区没有公开出版党报党刊的历史，是我们党宣传史上的重要突破，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后方的媒体格局。对于《新华日报》创办的重大意义，当时的国内外舆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路透社报道说，“现在就是中国最遥远的地方，也可以看到这张报纸”；苏联《真理报》认为，《新华日报》是中国人民热爱的报纸，“进步的分子和一切爱国志士都敬重它，并很注意倾听它的呼声”；英国《工人日报》称，《新华日报》是“中国的喉舌”；国内著名期刊《战时文化》刊文指出，就形式与内容而言，《新华日报》“都可以说是国内第一流的报纸”，从读者的踊跃程度、报纸地位及言论影响力等指标来看，与国际知名大报如英国《工人日报》及法国《人道报》相比，《新华日报》都不在它们之下。任弼时评价说，1938年2月，“该报的发行量已超过2万份”，“我们党出版的报刊在广大群众中很受欢迎”。这些评价凸显了《新华日报》对我们党在大后方塑造形象的重要影响力。《新华日报》出版时间长，信息容量大。宣传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及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新华日报》的主要任务，也是其刊发的主要内容，正如董必武所说，“《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嘴巴”。如果说《新华日报》以时政新闻为主的话，《群众》周刊则更侧重于理论分析。全面抗战时期，《群众》周刊刊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成为我们党在大后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的大量信息，为大后方社会各界了解我们党的主张提供了可能，也为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提供了信息基础。
二是通过间接方式影响了众多媒体。除了发挥好党报党刊的作用，我们党还通过各种间接方式影响了众多媒体。有的是通过派遣中共党员进入媒体工作，担任各种职务，如《新疆日报》副社长、文艺版编辑、国际版编辑、国内版编辑等均为中共党员，使《新疆日报》成为新疆抗日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刊登了大量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及文章，以至于有读者来信称之为《新华日报》的“姊妹版”。又如成都的《四川日报》，“主笔和编辑都是我们的同志，起了我们宣传机关的作用”。有的是通过与地方实力派加强沟通和联系，寻求双方共同点，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为中共党员进入其媒体开展宣传工作提供便利。还有的媒体虽然没有中共党员，但我们党充分利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共同诉求，积极向这些刊物投稿，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如兰州的《甘肃民国日报》和《西北日报》，虽为国民党人士所控制，但对中共人士的投稿并不拒绝。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讲到，“此间舆论在转变，我们忙于写文章，几个刊物都向我们要稿子，现《西北日报》登我们的文章不少”。此外，我们党与中间党派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积极向其所办刊物投稿，介绍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战业绩。董必武曾提及，中华职业教育社“要我们写文章给他们的杂志，关于我们解放区建设与抗战成绩的文字，只要投稿给他们而国民党不扣掉，在他们机关报《国讯》上都是登载的”。这些媒体并非我们党所办，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更多的受众知晓我们党的情况，为形象塑造提供有利条件。
三是组建了出版发行阵地。相较于报刊杂志刊载信息的即时性，书籍具有更为长久的保存价值。为此，我们党在大后方建立了以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等为骨干的出版发行阵地，“三店合起来，出版物总共有1600多种，每种书籍的印数提高到5000或1万册以上；同时普遍地在大后方各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发行网，最多时分支店共有70余处，遍及14个省份”。周恩来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我们党的宣传鼓动书籍“在抗战中的销路几乎压倒一切”，“大概关于马列主义及社会科学的著作，在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最能销行”。尽管国民党当局通过书刊检查、限制流通、销毁等方式试图阻止相关书籍的发行，但通过我们党的种种努力，各种介绍宣传我们党的书籍在大后方仍然得到了相当的流通，尤其是吸引了大后方不少青年群体的关注，增加了他们对我们党的了解和认知，不少进步青年受此影响纷纷奔赴延安。
我们党通过建立广泛的宣传阵地，向大后方民众传播了大量关于我们党的信息，不仅如此，我们党还有效引导了大后方的舆论。之所以能够如此，关键在我们党真正坚持了抗战、团结与民主，这与国民党形成了鲜明对比，赢得了包括大后方民众在内的国内外人士的广泛认同。美国记者威尔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汉口政府也侈谈‘团结’，他们意在中央集权独裁，利用各外围的力量，扩大当前一小撮垄断统治集团的实力。共产党的态度迥然不同，他们所要的‘团结’是以民主为基础，各党派都能参政，在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下，实现全民大团结”。我们党不仅在大后方为民主鼓与呼，在抗日根据地，更是通过建立三三制政权，实施基层选举，最大限度地实施了民主政治，成为战时民主的样板。这些民主举措，在大后方的新闻报道中频频呈现，后经外国记者报道，更是为国际社会所知晓。通过对舆论的引导，社会各界对我们党更加关注，对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产生积极的看法，这对塑造我们党积极正面的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在国共论争中的政治话语建构及历史经验研究（1937-1945）”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21BDJ084〕
〔作者洪富忠，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重庆400067〕
原文发布于《党的文献》202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