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后方特产行业发展——基于川东桐油业的考察②从业内融资到金融融通:桐油业融资方式的金融化
战时,川东桐油业的融资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即从战前以自有资本为主的业内融资转变为战时以银行借贷为主的金融融通。

抗日战争与后方特产行业发展——基于川东桐油业的考察②从业内融资到金融融通:桐油业融资方式的金融化

2022-06-26 来源: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内容:提要厚植抗战经济力,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总动员的最大目标。后方特产行业—桐油业是战时重要的资源型行业,桐油为重要的外销物品,是重要外汇资源之一,倍受政府及社会重视。在战争对资源的渴求下,资源型行业桐油业的经营方式、融资方式、组织形式、产制技术、运输路线等方面均发生较大变化:经营方式由自在经营转变到国家垄断经营;融资方式从“战前以自有资本为主的业内融资”过渡到“战时以银行借贷为主的金融融通”;组织形式由传统字号发展到企业集团;运输路线由渝万一汉申一纽约、伦敦、蒙自一纽约、伦敦;产制技术出现了旧式木榨、改良榨机与机器冶炼多重生产方式并存。抗日战争的影响渗透到后方特产行业发展的内在肌理之中,使战争、资源、行业三者之间呈现出紧密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川东地区 桐油业 融资 活动 转型发展 业务变迁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后方社会的各种有限资源进行重新配置,集中服务于对日战争,战时总动员体制给后方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变化。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一般舆论认为“经济抗战”与“军事抗战”一样重要,因为现代化的战争不仅是人力的搏斗,也是物力的竞赛。1939年5月,孔祥熙在“全国生产会议开幕词”中明确指出:“盖抗战工作,所需于物力的供应,至为浩繁,而最后胜败的关键,尤视经济物质之能否长期支持。”蒋介石亦多次讲道:“现代战争为国与国间人力、物力、财力总和之决赛,其经济物质能为持久之供给者,即能得最后之胜利。”开发矿产、改良农业、发展工业、振兴商业、调整出口贸易等均是“经济总动员”的重要内容。后方特产行业,不仅满足军民日常所需,而且是易货借款的重要战略物资。比如桐油,作为干燥性植物油,刷成薄膜,坚硬平滑,干燥迅速,富于弹性、粘性,且具抵抗冷、热、潮湿、酸碱之功效,在近代工业上的用途极其广泛。“桐油在这抗战期间,真实我们中国唯一救国的宝贝,而我们所植的油桐,似乎每一株桐树,要抵过一枝〔支〕机关枪,一个桐果要抵过一个手榴弹,一粒桐籽,要抵过一颗子弹,令人不可轻视,那么我们国内桐树愈多,则抗战力量愈强,愈能持久抗战,获得最后胜利”。战时后方桐油业研究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学界对其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从桐油贸易角度,分析川省桐油区域市场整合、运输路线变动及其影响;其二,从桐油借款角度,分析战时“易货借款”的得失问题;其三,从桐油统制角度,分析战时对外贸易及国营公司问题。显然,以上研究的重点在于市场整合、易货借款及国营问题,并非在行业自身发展问题上。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战争一资源一行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人手,在肯定特产行业对厚植抗战经济力重要作用的同时,分析川东桐油业融资模式、技术手段、发展路径等方面的战时演变情况,揭示抗日战争对后方特产行业发展的影响。

从业内融资到金融融通:桐油业融资方式的金融化

战时,川东桐油业的融资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即从战前以自有资本为主的业内融资转变为战时以银行借贷为主的金融融通。战前,自桐农采摘桐实到国外用户销用桐油产品,其间有多个中间环节,产生桐农、桐籽贩、榨房、油贩、油铺、过儎铺、洋行等多个从业者市场主体。就其融资活动情况来看,这些从业者多在行业内部通融资金,较少与行业外资本发生联系。

(一) 传统的业内融资

在产制环节上,桐农生产资金多仰给于桐籽贩及榨房。“桐农之桐实多售与当地富农、地主、桐实贩、榨房、挑贩等人,然而因其经济枯窘,往往急于出售,故易受挟制”。榨房经营者多为乡间富农或小地主,资本“至多不过数百元至2000元,至其屯购桐籽之流动资本,每于自己资力不足时,则多向人举债,以备一时之需”。搾房无论自榨或代榨,多利用自有资本营业,资本不敷使用时,有向人举债及预用货款两种融资方式,并未与近代金融业发生联系。

在流动环节上,油贩出售“预货”于油铺,油铺则又利用过儎铺之资金进行周转。据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调查,油铺与油贩之间的“预油”较为普遍,“油铺之油皆向各地油贩零星收买,多属‘预货’,尤以7—11月为预油交易最活跃之时期,订油时先付订金,普通付全价之半数,信用卓著之油贩亦有全付之举。有时除油价外,对于油贩尚有贷款,其利息照市例高一二元,所卖之油,其价亦可照市每担低二三角,此种收买预货之款,俗称‘铺山’,每年全帮最多不过50万元”。从其调查来看,作为上家的油铺的订金及贷款,是作为下家的油贩经营资本的重要来源。油铺售油须经过儎铺之手,每成交5000公斤,由过儎铺预付订洋700元,名曰“交头”,油铺亦给过儎铺每担0.1元之佣金。由过儎铺通知出口行及油铺自行吊验,过儎铺对于桐油之保管及油质之良窳概不负责任,油价于吊验之日付清。有时油价不佳时,油铺不愿出售,而是将桐油照市价八折抵押于过儎铺,以资周转;或经其介绍约照市价五六折抵押于出口行商。此种押油活动,多于毎年二三月份时办理,而到六七月份油价上涨时出售。

在出口环节上,洋行资本左右市场。出口行商家数虽少,但势力颇大,其资本自数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以洋行为最大,常可左右市场,国内油商资本微小,每受其控制。万县桐油出口行商,以施美洋行资本为最雄厚,操纵桐油市场大权,其业务范围之伸缩,关乎桐油市场之盛衰;聚行及生利洋行资本也不小,不过仍惟施美马首是瞻出口洋行“利用其资力与设备,曾创寄油办法”,“即卖帮将油按照普通交吊手续交与买帮(出口洋行),买帮即按市价折成(七折至八折),借与款项,利息照市。将来只能双方同意合价,不能还油。栈租、保险、折项损失,卖方概不担任。此种办法在卖帮方面,须觉售卖稍受限制,但费用轻省,故致乐为接受;在买帮方面,既可以之向外商银行押款□(原文字迹不清,以此代替—引者注)去利息,对于本身业务更有不少帮助”。

战前,从桐油业从业者的资本运营情况来看,其融资活动多为业内融资,尚属于自在阶段,并未有大规模向外融资的活动,可以认为行业内部资本主导着桐油贸易及桐油业发展。在生产环节上,桐农有利用预货融通资金的习俗,榨房多自有一定资金,或以代榨为主要业务。在中间交易环节上,油贩一油铺一过儎铺之间是纵向依赖关系,在油贩与油铺之间,油铺多通过“预货”形式向各地油贩购油,即订油时先付半数订金;在油铺与过儎铺之间,油铺多通过过儎铺预付定洋,或以市价八折将桐油抵押给过儎铺、或委托过载铺介绍、抵押与出口行商等形式,维持资金周转。在出口环节上,从事桐油出口的洋行均有外国银行资本及商业资本支持,资力雄厚,无资金周转困难之虞。

(二) 战时金融融通

战时,随着桐油统制政策的推行,战前桐油业行业内部的“预油”“抵押给洋行”#融资方式为国家行库及商业银行的抵押放款所取代。

在产销环节上,金融借贷资本逐渐流人该领域。例如,1938年,湖北省建设厅与省行商定“鄂西举办桐油运销贷款”。鄂西宜都、长阳、五峰等13县为该省产桐油最丰区域,每年产量600万公斤。该省建设厅为提倡桐油运销起见,与省银行商洽举办桐油运销、榨坊设备及植桐等贷款事宜,“贷款办法,关于运销者,分两期给领,第一期在申报桐油产量时,每桐油一担给领预约金5元,第二期在运交桐油时给领,月息八厘;……榨坊设备贷款,由省行按照其设备总值80%以内承受,期限定为4年;植桐贷款,以合作社社员全体植桐株数为标准,每桐树1000株,贷款40元,4年后分期返还本息”。1941年,浙江省建设厅为积极推进桐油合作事业起见,召集浙江省合作事业管理处、中国银行、复兴公司等机关负责人,商定该省桐油贷款具体办法五条,规定:“中国银行在衢属8县办理合作社桐油产制贷款,其制成之桐油,由复兴公司保证收购。”

在代购环节上,战时代购商多利用金融资本完成代购业务。战时,四川桐油公司、聚兴诚商业银行信托部、川康兴业公司、中植厂等机构为复兴商业公司的重要代购合作者,除聚兴诚商业银行信托部本身有母行的支持外,四川桐油公司、川康兴业公司及中植厂等代购者均未有大量流动资金,多是通过向国家行库融资来完成桐油代购业务。

在桐油代购业务中,以聚兴诚商业银行最为特殊,该银行多年来一直从事桐油买卖活动,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拥有较高的信誉。1937年7月6日,据该行万县分行呈报该年代客购买桐油情形来看,代购业务地位重要、收人可观,“代客买卖之项,在我行代办业务中实占重要之地位,……于代客买卖桐油亦深以致力,盖以收益尚属可观也”。战时,该行一方面开展桐油押放贷款业务,另一方面以银行资本为后盾,积极拓展桐油业务。1938年2月15日,贸委会委托聚兴诚商业银行万县分行购买桐油,万县分行提出具体代买方法,并分析了订定此项合约的厚利。之后,双方经过反复商讨,于1938年6月8日订定代买合约。

在出口环节上,复兴商业公司借助国家金融资本完成桐油出口任务。复兴商业公司取代外国洋行成为国内桐油贸易唯一的出口商后,进而垄断了川省整个桐油出口业务。据1944年度中国银行万县分行营业报告书,“万县主要出口商品原为桐油、猪鬃、生丝、牛羊皮、五倍子等,桐油盛时年销2万余吨,年来价格上涨甚微,产量锐减,本年约产9000余吨,大部由复兴公司收购,供军政部炼油,由商人运销者月约200吨”。然而,复兴商业公司并未有大批资金来购置桐油,但该公司为使该项业务顺利开展,通过押汇借款及申请贴现贷款等方式向国家行库通融资金。其一,向四联总处申请借款。例如,1941年5月31日,复兴商业公司购运全国桐油内销部分获准再借2000万元,代放各行推荐中央银行业务局为代表行。其二,向四行申请贴现贷款,即由复兴商业公司出具承兑汇票,桐油商执此汇票向银行贴现。例如,1945年5月5日,四联总处就“万县、奉节、云阳各地桐油商按售油数额开具复兴商业公司当地收货处承兑汇票向中行贴现总额以3亿元为度”一事,致函中国银行重庆总部,函称“复兴公司以该地收货站,需款甚巨,商以承兑汇票贴现方式向各该地本行贴借款项总额3亿元。经本总处第269次理事会决议‘准予照办’。为协助收购外销物资,并扶助川东各地桐商、桐农起见,拟允由各该地桐油商按售油数额,开具复兴公司当地收货处承兑汇票,向万县本行贴借1.5亿元,奉节0.5亿元,云阳1亿元,每次期限至长90天,贴现票据由复兴公司在渝到期兑付,并由该公司各收货处出给桐油栈单,按收购成本七折提供担保,并由财政部保证承还”。10月11日,中国银行重庆分行与复兴商业公司签订贴借3亿元合约,支持其在川东收购桐油业务,贴借期限为12个月,自1945年5月18日至1946年5月18日为止,利率定为三分六厘,由财政部为承还保证人。

抗战期间,作为政府换取外汇的重要战略物资之一的桐油业倍受政府重视。《中美桐油借款合约》签订之后,为了能够顺利还款并树立借款信誉,川省及国民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桐油统制政策,对桐油业实施统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批如复兴商业公司、四川桐油公司、川康兴业公司、中植厂等新的桐油从业者,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几乎垄断了战时桐油贸易业务。不过,其融资方式大别于战前的桐油从业者,从其注册资本来看,除了聚兴诚商业银行信托部有该行支持外,其他从业者并不能胜任战时所开展的大规模桐油业务。然而,无论是复兴商业公司、川康兴业公司,还是中植厂,均有相当深厚的政治背景,能够向银行通融到大笔资金,以助其完成桐油买卖业务。因此,可以认为,战时桐油业融资活动主要是围绕着近代银行业展开,该业能够正常运转,有赖于近代银行业的资金支持。

作者:赵国壮,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