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四川粮食运输的畅通与否不仅事关四川粮食问题的解决，而且也直接影响大后方粮食问题的解决。因此，为加强战时四川粮食运输管理，国民政府和四川地方政府相关粮食主管机构颁布了众多法令，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粮食运输建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目还未见专门研究。有鉴于此，笔者利用一手的档案资料和文献史料对抗战时期四川粮食运输管理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以期管窥支撑国民政府8年抗战的深层次原因。

三、抗战时期四川粮食运输的效绩及评价

尽管四川粮食运输管理由来已久，但在1935年前由于军阀混战，粮食运输管理不善。直到1935年四川统一后，粮食运输管理始有起色。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成为大后方中心，四川的粮食需求剧增。从抗战爆发到1939年前由于四川粮食连年增产，四川粮食问题还不突出，但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随着粮食减产，粮价猛涨，粮食问题日渐严重。为解决粮食问题，国民政府和四川省政府在粮食运输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设立专门的粮食运输管理机构，大力制造和租用粮运工具、加强粮运管理、制定粮运价格等措施，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国民政府粮食部长徐堪曾讲，从1941年6月粮食部成立到1946年11月止，粮食部虽然采取的措施有诸多不足，“但在此环境极端艰困之下，军公民食供应无缺，各地粮价指数始终比一般物价指数为低，区区效绩，差堪自慰”。这其中虽有自夸之意，但也不无道理。作为大后方中心的四川，战时四川粮食运输管理能取得一定成效，粮食部自然功不可没。概而言之，战时国民政府和四川省政府的粮食运输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军需民食供给、稳定了四川粮食价格。具体表现在以下3方面：

第一，抗战时期四川的粮食运输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军粮供给，为夺取抗战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在抗战时期，四川是大后方粮源基地，据估计，战时四川提供的粮食，包括征粮、购粮、借粮总额为8千万石以上，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战时军粮运输或由政府自运，或监督商运。尤其自1940年6月宜昌失守后，湖北恩施的第六战区所需军粮由原来的湘米接济改由四川的彭水、黔江等处接济。为方便向第六战区运送军粮等物资，1940年8月4日，交通部令民生公司与招商局各出资1万元，在重庆组成了官督商办性质的“川湘、川陕水陆联运总管理处”，经营由重庆至衡阳和广元与陕西之间的水陆联运业务。通过川湘水陆联运线，民生公司和招商局积极協助政府运送军粮。其中民生公司在八年抗战中共运载军粮11.6万多吨。驿运在战时也运送了大量军粮。仅从1940年10月开办到1941年5月止，四川驿运部门就运送军粮69.8099万吨。1941年10月粮食运输大多由该局自备车船或租雇商车商船担任，较少交由其他运输机关运输，仅1943年10月至1944年12月间，四川粮食储运局仅木船运粮就达137.7840万市石，其中大部分是运送的军粮。总之，大量军粮通过水运和驿运输送到抗日前线，有力支持了中国抗战大业。

第二，四川粮食运输部门运送了大量民食，有利于维护后方社会经济稳定。战时由于大量工厂、学校内迁四川，四川人口数量增加，尤其是大城市人口增加更为明显。重庆人口由1937年的47万增加到1946年的124万，成都人口1936年为48万人，到1945年增加到70万，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为民食供应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为解决城市人口粮食供应问题，1941年7月1日，粮食部在重庆设陪都民食供应处，办理民食采购、储藏、运销调节事宜，此外在成都、内江、绵阳分别设立了四川民食第一、第二、第三供应处，负责调剂四川各地民食供应。尤其是为保证陪都粮食供应，1940年11月重庆市粮食管理委员会拟定了《重庆市米业运商联营采购办法》，组织粮商采购集团，分别划定县份进行粮食购运。1941年3月，重庆运商集团发展到19个，采购贩运的范围遍及白沙、朱沱、永川、合江、长宁、合川、武胜、潼南、岳池、铜梁、邻水等地，资本总额达553万元。到1943年，四川全省起运粮食总数为谷918万市石，运往重庆的就达720万市石，为总运量的78%，保证了重庆的粮食供应。总之，通过设立民食供应处和组织粮商运粮，大大加强了运输力量，有利于缓解城市粮食供应紧张状况，从而也有利于后方社会经济稳定。

第三，抗战时期四川粮食运输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四川各地间粮食流通，从而利于缩小不同地区的粮价差别，有利于缓解粮价上涨速度。由于四川各地自然条件差别大，各地粮食产量不同，因而粮食价格呈现一定地域差别。一般来讲，在粮食生产区由于产粮多，粮食价格较粮食消费区的粮价低。通过加强粮食运输，可以促进四川各地之间的粮食流通，从而调剂四川各地粮价。抗战期间究竟通过粮食运输方式多大程度上缩小了四川各地的粮价差，我们很难进行具体地量化分析，不过通过分析战时四川各城市粮食价格的差别可以窥见一斑。在1940年3月，四川部分城镇的主要粮食批发价如下表所示。

以上表可以看出，四川不同城市的粮价差别，重庆、成都两大城市的粮价相对较低，特别是重庆作为全省最大粮食消费区，粮价反较省内许多粮食产地粮价低，而郫县、内江、德阳等地粮价较高。其中原因固然与国民政府严格控制大城市粮价有关，但不可否认重庆、成都两市交通方便，粮食运输渠道畅通，政府可以迅速调运粮食产区的粮食进行调剂，从而有利于稳定粮价。而郫县、内江、德阳等地交通相对落后，运输成本大，造成粮价相对偏高。有研究者也研究证明：抗战时期随着四川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相对地稳定了粮价。通过发展四川粮食运输业，尽量减小运输成本，缩小了粮价地区差别，进而有助于缓冲狂涨的粮价。如若不然，则四川粮价上涨更快。

尽管国民政府的粮食运输政策取得了上述积极作用，但由于客观和人为因素，这些积极作用又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粮食仓储运输管理人员腐败严重，给四川粮食运输业带来了极大负面影响，导致国民政府不能根本解决四川粮食问题。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也比较注意监察粮政人员，粮食部为此专门设立了督导室，由专人负责检查粮政工作，以杜绝弊端，但由于粮政任务艰巨，动员人数众多，在粮食运输过程中，“一切怠忽责任，故意损害，以及掺水、掺假、侵蚀、盗卖等弊端，层见叠出，防不胜防”，尽管粮食督导及密查人员严密纠察，但“仍难根绝”。粮食运输的腐败主要表现为：1.虚报收数或侵吞余粮；2.握存集中费、运费，延迟发放，克扣数额；3.交拨粮食使用不合法之衡量器，使用技巧营私。曾任乐山聚点仓库业务代理总务股长等职务的郑万禄曾回忆国民党粮政的腐败时举出了许多例子，其中在粮食运输方面运输人员可假借各种事故而得利。据郑调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事故，是人为造成的，只有百分之零点几是自然发生。”内中办法包括添水使米发酵，增加数量等。虽然郑的调查不免夸大，但在粮食运输中借故谋私者的确大有人在。由于粮政腐败，许多征收的粮食去向不明。根据1941年及1942年两年四川征购粮食分配数字，发现不少漏洞。根据《民国三十年度四川粮食储运局粮食分配计划》计列四川该年军米225万大包，约折碛米300万市石，合稻谷600万市石，供应民食年需食米300万市石，合稻谷600万市石。这就是该年四川征购的1200万市石稻谷的分配数字。但实际过程中公教人员及大都市居民仍多向市场购粮，购到平价米的不多，因此供应民食的分配额600万市石并未完全用于供应民食，多余粮额去向不明。况且1941年四川征实征购中超收的130多万市石更不知下落。据1942年四川粮食储运局《三十一年度粮食估计表》所载，1942年四川粮食储运局共支出稻谷1436.9333万市石，而四川该年征实征购粮食数为1656万市石，与分配数字相比，多出了200多万市石，但这部分不知下落。实际上这些下落不明的粮食是落入了粮政人员私囊中。因此，国民政府粮政的腐败不仅严重地败坏了国民党的形象，同时也大大阻碍了四川粮食运输业的发展。

第二，相对于战时飞涨的物价，四川粮食运输价格过低，损害了运粮民众的切身利益，严重制约了粮食运输的发展。据统计，1941年度粮食部发给各省运费仅5300余万元，实际上政府为四川拨付的运费远不能满足四川粮运的需求。有人统计，单四川一省仅粮食再度集中运输费用就达4万万元之谱，可见政府拨款只是杯水车薪。四川各县组织粮食再度集中期间，农民所得运费不敷口食，苦不堪言。甚至还酿成运粮民众只好沿途讨食的悲剧。在1941年6月18日四川粮食管理局发给重庆四川粮食购运处的代电中就称：“第十五区所辖各县动员民夫十万人运送军粮，惟南江至江口一段途长四百五十华里，山路崎岖，往返共需九日，每各仅发口食费二十七元，际此生活日高，致归途颇多乞食者。”在1942年8月，四川省参议会在给四川省政府的议案中也提及：“粮食再度集中，中央规定征用民夫，并依里程给予口粮折价款，值此生活高昂，即发给价款，不足以供日用。有劳务者多属贫之家，一旦被征力役，举家生活困难。上年有不分远近。贫富及有无劳力之家，一体征役。富者缴代金可以免役，贫苦者受累惨重，更有规定的集运口粮折价款不照实发给。”政府为运送军粮需要征雇大批民工，尽管每日发给运粮民工一定伙食费，但民工所得远不够敷出。1943年10月，安岳县参议员刘澄签提到发动民众运送军粮时，“再度集中每石每里亦仅给口食费四角五分”，而强壮民工每人约共运米五斗，行走六十华里来往需一天半，合计只得伙食费13.5元，而在一天半运粮中总共需费则高达138元。鉴于米价上涨，四川粮食储运局后来将运费改发实物标准，并提高了发放实物标准，但对广大民众来说，运粮等于做苦力，运粮所得运费甚少，亏本严重。1944年10月22日，井研县临时参议会电称“该县县境多山，仅有溪流，不通舟车，运输困难，再度集中区，距边远乡镇远八九十里，以故每次运粮，老弱妇女肩挑背负，或雨或晴，备极劳瘁，集团行动，稽远延时日，往返一次，需二三四五日不等，生活高昂，口粮折价，不足一餐之需，民工赔累，每市石多至五六百元”。运粮价格过低使运粮民众入不敷出，严重阻碍了粮食运输的发展。

第三，粮食运输手续繁杂，影响了四川粮食运输业发展。在粮食运输中，运输手续复杂，运输耗费时间长，也影响了粮运发展。在粮食初度集中运输过程中，由于各收纳仓分布乡间，且运输所经过的路线多为乡镇小道。四川多山，路面崎岖不平，由集中地点运至都市或前方多靠人力挑运或背运，加之运输里程少则数十里，多则百余里，民众运粮费时费力自不待言。在再度集中运输过程中，虽然路线较初度运输路线较通畅，且由政府负责，但由于运量巨大，动员民众甚多，对广大民众来说仍是巨大负担。在粮食运输中，运输手续复杂，运输耗费时间长，也影响了粮运发展。特别是在粮食运输中，验收人员对粮户有意刁难，使粮户疲于奔命。《大公报》1941年12月20日披露了一篇读者投书，内容是一个乡民写信给该报，申述其缴纳粮谷时所受到的痛苦，“大兴场（离重庆三十里）附近农民萧知顺，有田可收毛谷十二石，粮额一钱五分，往年只上十元左右的粮额。今年连征带购，共纳粮谷四石七斗，折合老斗一石六斗，保甲通知限令送到十余里外的偏僻地方堰塘坎去缴，逾期就要受罚。当即请五名力夫挑去，谁知才没有人收，只得在那里等候，夜间请人看守；第二天收了半天，未能赶上，又挨了一天，到第三天才算收下；力钱和夜间请人看守等费共用去好几十元，整整饿了两天”。由于粮食运输手续的繁杂，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负担，也挫伤了群众的运粮积极性。总之，四川粮运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难免发展受阻，这使得抗战时期四川的粮食运输政策在施行过程中难以达到预期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