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是个贫油国家，汽油的需求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动力燃料问题立即凸显出来。国民政府在采取外国进口、发掘新油矿、制造汽油替代品等措施保障汽油供给的同时，也转换解决路径制造新型汽车以适应中国现有的普通油料。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在德制柴油汽车的基础上，着手研制桐油车、桐油引擎及其零部件。1940年2月，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研制桐油引擎成功，同年11月起开始批量生产桐油车。桐油车、桐油引擎及其零部件供给国民政府军政部交通司各战区交通处、财政部、盐务总局、资委会、运务处、重庆市公共汽车管理处等军事交通机关使用。不可否认，在原料匮乏、借贷经营等因素影响下，桐油车在战时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远无法与使用酒精的汽车相比较。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桐油车研制及使用，一改之前一直强调的“燃料—汽车”思路为“汽车—燃料”路径，既在前方国防抗战及后方交通运输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能源与战争之间关系的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议题，颇值得深究。现代战争是发动机的战争，因此也就是汽油的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汽油供给极度匮乏，动力燃料问题极为突出，严重影响前方国防抗战及后方交通运输的顺利进行。关于战时中国动力燃料问题，以往学界已有较多论述，其主要成果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借助国外援助解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易货借款、滇缅公路等方面；（2）借助石油国产化路径解决，主要涉及资源委员会研究、甘肃玉门石油开采及战时汽油问题研究；（3）借助生产动力酒精、裂炼桐油、煤油等石油替代品来解决，主要侧重于以后方酒精业为主的战时替代性燃料研究方面。然而，为国内外学界所忽视的是战时中国曾努力研制新动力汽车，试图改变燃料适用汽车的传统思路，创制汽车适用燃料的新研发路径，其中，桐油车就是其代表车型之一，该车使用的动力燃料既非传统燃料石油，亦非新近兴起的酒精等替代品燃料，而是直接使用普通植物油料———桐油。

中国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试制汽车，不过，遗憾的是各地制造汽车活动均以制造几个样车而告终，而真正开启中国汽车制造业新时代的是1936年成立的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由该公司研制的桐油车，从1940年起开始批量生产，尽管产量有限，但是它既在战时公路交通运输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过，学界对于国民政府以研制新型汽车以解决抗战动力燃料问题，尚未有专门研究①。有鉴于此，本文利用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及相关期刊文献资料，以桐油车研制为中心，再考察中国战时动力燃料问题，希冀有助推动汽车工业兴起、液体燃料问题、桐油业发展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石油———现代战争的血液”：战时中国汽油供应问题凸显

“石油———现代战争的血液”，“现代战争是发动机的战争，因而也便是汽油的战争”。法国名将福煦曾声称“少一点汽油须多牺牲一滴血”，欧战后，欧洲各国“莫不战战兢兢于汽油之自给”，均着力开采油矿及研制汽油替代品。英国既从事于油页岩蒸馏工业，又积极提倡煤之低温蒸馏与煤之加氢变油，再着力推行木炭汽车与压缩煤气汽车；德国专门利用褐煤为原料生产汽油，又利用煤气厂中的副产物苯生产汽油，再强迫国民将酒精加入汽油中混合使用，于1935年实现汽车燃料自给。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是个贫油国家，国内汽油自给率只占所需的0.2％，汽油的需求多依赖于进口。有鉴于欧美各国高度重视汽油及其替代品的发展，以及其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及现代国防交通的重大意义，中国各方面已开始关注汽油自给问题，并做出了相应的努力。20世纪30年代，关于汽油问题及其替代品的讨论、试验报告等文章广见于报刊之中。其中，又以北平（北京）的地质调查所的沁园燃料化学研究室（1938年迁入重庆动力油料厂）及南京的中央工业试验所的努力最为突出。1935年7月19日，中央工业试验所的顾毓珍应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邀请在南京中央广播无线电台作了《汽油代替品问题》的演讲，他指出：“现今每年进口3000万加仑（约200万担）之汽油，价值达2000万元以上，诚然是极大的漏卮。可是金钱的外溢，尚是小事，一旦外战发生，港口封锁，汽油来源，完全断绝，若不想补救办法，则不论其为汽车也，飞机也、军舰也，潜水艇也，均将绝对停顿，等于博物馆中之陈列品矣。”同时，他考虑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了木炭（木柴或煤）、酒精、植物油等三种最为可行的替代品，并认为第一种办法技术要求较高，第二种经济成本较大，第三种最为适宜，即“以生产无穷之植物油，制成汽油，实为最有价值之代用品”，在工业试验所内采取钙肥皂法、液体分解法、气体分解法等手段从植物油中提取汽油，得到了粗油，但是，该粗油可否炼成汽油，还需进一步试验。另外，据李尔康报告，中央工业试验所对其他各种汽油代替品均进行试验。比如：征集中国国内页岩，施行试验，“此种广大面积，丰富产量之页岩，任其废置，诚实可惜！如能施行开采，从事制造，则中国严重之汽油问题，当可解决泰半矣”。

全面抗战爆发后，沿海及中南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导致以铁路及航运为主的交通运输体系瘫痪，国防及大后方的运输任务主要由公路上的汽车来承担，“过去我国运输中心之铁道、航运，大率被敌军占领，今日后方军运、民运全赖公路维持”。资源委员会在西南各省1939-1941年国防建设计划中指出，“液体燃料问题，为目前切要问题……现在国内尚无大量石油发现，目前制造汽油，尚不可能。资源委员会已设有植物油提炼轻油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目前救急办法，只有多制酒精以作代用品”。但是，酒精限于燃料和原料而不能大量制造。

“一滴汽油一滴血”。战时，汽车动力燃料供应严重不足，直接影响抗战大局及大后方的社会经济建设。1940年，英法应日本要求关闭滇缅公路，石油输入问题骤然紧张起来。“中国当局因西南国际通路最近被阻塞，自后仰给于苏联油类之供给者，将较前殷切，故重庆方面，已备就骆驼５万头，准备负责运输苏联汽油至自由中国，继续抗战。”1941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目前汽油来源极感困难，后方用汽油自应极力节省，以供战时需要，提出了“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严禁滥用汽车（包括以汽车运送家属躲避空袭或举行婚礼等情事），违者军法处置；广西省新运会为制止滥用汽车，在茶楼、戏院等娱乐场所，张贴大字报“坐汽车来戏院观戏或上馆子吃东西者乃亡国奴”。国民政府虽在玉门等地加紧石油勘探工作，然而产量很少不说，且路途遥远，远不及前线军用所急需，是故，国民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炼制植物油及生产酒精作为汽油替代品的液体燃料政策。例如，明令全面实施“酒精代汽油”办法，国防及民用各单位则“纷纷采用酒精为汽车燃料”。

由此可见，保障汽油供给是战时前方抗战及后方交通运输的头等大事，汽油不足问题俨然成为战时动力燃料问题的核心问题之一。为解决此问题，国民政府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比如实施争取外援、发掘新油矿、制造汽油替代品等措施来保障汽油供给，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转换思路，即转换之前一直强调的“燃料—汽车”思路为“汽车—燃料”路径，制造新型汽车适应中国现有的普通油料。中国汽车制造公司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在德制柴油汽车的基础上，着手研制桐油车、桐油引擎及其零部件。

（作者：赵国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岚，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